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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所以从纪实向真实转变，它一方面是以一种更包容的态度来看纪录片的界定和创作，另一方面也是打上一个更为鲜明的标识，就像您所说，由原来一个单纯的播出平台向可供输出的品牌进行转变。而且据我了解，这种转变背后是有一整套措施的。比如你们当前正在进行的，从生产经营模式、操作手法、内容拓展的三个转变。
应：首先，历史上来讲，纪录片的手法比较单一，就是纪实、跟踪拍摄的手法。当然也不是说纪实不好，但它有一定的局限性。第二，从内容上，纪实跟踪拍摄的东西只能适合拍小人物。因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越底层的人，讲得直白一点，他们隐私保护意识要差一点，只要认为你是善意的，他都会掏心掏肺地跟你说，或者让你拍。如果你去拍高层、干部或者知识分子就没这么容易，或者拍不到你想拍的非常真实的东西。那么这种手法也决定了我们以前内容选择，更多地是集中在上海的平民、小人物、边缘人物。但是纪录片的内容应该是包罗万象的，而且纪实手法也很难拍历史题材，一碰到历史题材我们就一筹莫展，不知道怎么办好。如果各种手法都能运用，都能接受，那么题材可以大大扩大。而且中国也是不仅需要真情实感的小人物，也需要能够影响整个社会发展变化的重大历史事件、人物，然后把纪录片的影响做大，所以这样的题材应该涉及。
这有一个连带的关系，所以我们想内容、手法都要向更多的方向去拓展，然后在经营模式上从原来编辑、购买，逐步增大我们的自制比重，向节目内容提供商的方向来发展。
谢：而且你们引进了项目化的运作模式，这跟原来的栏目化有何区别？
应：以往栏目化条件下，如果是周播的，一年52档，十多号人在这里，基本上我们面临这样一个局面，大家都感到很累，被这个栏目拖着。其次，从频道管理的角度讲，更担心的不是节目质量，而是节目的量，它是不是会开天窗。这种情况下就会比较容易牵就，节目质量就会受影响。导向没有什么大的错误，也过得去，就播出了。播出去，这个片子所谓的价值也就实现了，也就躺在片库里睡觉了。
项目制我们正在实施当中，首先它前期的计划是比较强的，包括内容的计划、摄制的计划、预算的计划要求比较高。第二，项目制可以是由栏目内的人来承担，如果没人干，我可以到外面找人，所以它是更开放性的，甚至可以公开招标，我们最后会做到这一点。这不仅仅是结合社会资源、社会力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促动我们内部发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
谢：实际上是引进新的竞争的机制。
应：对，否则你就没办法。你只能求编导说，没办法了，几号的片子还没落实，你帮帮忙抓点紧，片子过得去也就播出了。这样疲于应付，纪录片是不会有精品的。我们以往有种思维惯性，就是大家觉得纪录片是一种作家电视，是个人思考的、单独行动的、小作坊的。今天我拿着机器，带着两三个人，去哪个地方待两三个月，过段时间再去几个月。这样一年，甚至两年磨一个片子出来。这样编导自由是自由，但是不符合我们现在的产业诉求，相差十万八千里。
大家以为，作品就是水平高。但我反倒认为，商品的水平高。作品如果市场不认可，你一个人拿在家里玩儿也可以当成作品。而商品一定是要经过市场的考验，人家接受了，购买了，有很多人看了，那你才成为商品。所以我们是要从作品到产品，从产品到商品的一种变化。产品是要规模化生产的，而商品要经过市场流通，通过市场考验的。但是我们一听到纪录片的商业化，都……如果你真正处在我们这个位置，只有经济上能够端得平才能生存下去。按以前的观念，我拍纪录片就是为你电视台撑门面的，甚至讲得很高，纪录片能够代表一个电视台综合实力等等，其实都是似是而非的。综合实力怎么讲，你纪录片非常强，中国就是你最牛，在国际上得很多奖，销售到国外，那才是真正的综合实力。我们国内不是这样，对纪录片重视的电视台，养几个高手，给一笔钱去玩儿，片子出来后到国内或国外去评奖，就算给台里撑了个门面。但这样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绝对不是一个实力的表现，或者用现在的话说，科学发展观。你要持续发展，肯定要做到经济上的平衡。不讲盈利，但最起码要平衡，你才可以持续发展，否则你只能依附于领导或者政府的支持。说到底，这是不可靠的。第一，领导是会换的，换了个对纪录片没感觉的领导，那你就惨了。第二，即使领导没换，如果经济形势发生一些困难，他首先也是把亏本的部份砍掉。所以以往光靠这种想法来维持生存的，我觉得都是不负责的。特别像我做管理层，如果只会到上面去叫纪录片重要，纪录片困难，来争取重视拿到钱，我觉得这对纪录片生产是没好处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只是维护你一个小部门的利益。
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面对的问题也是非常非常多的。观念的改变，特别是我们内部大家能够达成共识，从一个方面努力去做，这都是蛮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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