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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率部抗日:临危受命 再披战袍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10日 15:45 | 进入复兴论坛 | 来源: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全面开始。屡遭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由此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外敌入侵,国难当头,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刚刚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厉兵秣马,众志成城,随时准备奔赴前线,对日作战。而站在这支钢铁之师前列的是一位“和毛泽东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曾经成为红色中国希望和象征”的伟大战士——朱德元帅。

  寇深祸极 再披战袍

  “七七”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共中央为抗议日本侵略军进攻卢沟桥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正在延安红军大学学习并兼讲授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朱德,同毛泽东和其它红军将领联名致电驻守平津的第二十九军领导人宋哲元、张自忠等人,表达了“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决心。

1931年11月7日,朱德和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

  7月13日,朱德和毛泽东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一切抗日人士准备“随时出动到前线去”。7月14日,朱德、毛泽东电令红军各部:“限十日内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听候出动命令。”

  7月15日,朱德在《解放》周刊发表题为《实行对日抗战》文章,指出:“国难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只有对日本强盗实行抗战,从二十九军的抗战走向全国人民上下一致的抗战,抗战到底!”

  7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向中国华北腹地大举进攻,一时狼烟四起,战局紧迫。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从最大限度团结一切爱国力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于7月28日决定将所领导的红军主力四万五千人,改编为三个师,随时准备出动,直接对日作战。主力部队设总指挥部,拟以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8月初,蒋介石密电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共商国防大计。6日,朱德、周恩来赴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国防会议,同蒋介石商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和红军改编问题。

  8月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政部的谈话会上系统地论述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战,而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我们则应离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钉伤敌人,目前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地区。他强调实行民主,实行全民抗战的必要性,指出:“只要开放民主,动员民众,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他提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可以牵制敌人的大量兵力。他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使国民党军队也能逐步学会游击战法。

  8月13日,正如朱德所料,日军突然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战火燃烧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看到中日之间的全面战争难以避免,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放弃在谈判中的一些无理要求,同意在红军改编后设立统一的指挥机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部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分别担任正、副总指挥。随后又由国民党正式公布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8月14日,朱德与蒋介石会晤,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鉴于在主要问题上已达成协议,为早日完成改编,出师抗日,朱德决定提前离开南京返回陕西红军总部。

  决策洛川 临危受命

  在朱德返回陕西后第四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一次重要的扩大会议,在延安与云阳镇中间地段的一个村庄秘密举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洛川会议。

1936年12月,朱德和毛泽东在陕北保安会合

  洛川会议从8月22日臸4日共召开了3天,着重讨论了抗日战争的战略任务和行动方针及统一战线中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报告。朱德多次发表意见。在军票上,他主张早上前线,谨慎用兵,广泛发动游击战争。首先是发动华北的一亿多群众。他认为要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时,及早布置工作”,但“即使友军都退下来,而我们也能在华北支持。”他提出,在红军出动后,后方也要动员起来,支持前线。

  他对在抗战中同国民党的关系总理也作了周密思考,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应该“争取独立性,我们是主导体。”要把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要处理好。他号召大家发扬红军吃苦耐劳的长处,做好工作。

  会议的另一项议程是改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由朱德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在洛川会议召开的当天,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正、副总指挥的任命。8月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了红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政治部,任弼时、邓小平分任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林彪、贺龙、刘伯承分任一一五、一二○、一二九师师长。

  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设立党的前方军委会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同日,朱、彭向全国发表就任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通电,电文称:“日寇进攻,民族危急,敝军请缨杀敌,义无反顾。兹幸国共两党重趋团结,坚决抗战,众志成城。”国难思良将,当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历史选择了朱德将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方统帅,指挥着千军万马在长达八年的漫长岁月中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洛川会议一结束,将要奔赴前线的军队将领即迅速返回各自驻地。朱德、彭德怀也于31日返抵云阳镇。

  当朱德率八路军紧张备战、誓师出动之际,日本侵略军增援部队又源源开进中国,并以平、津地区为出发点,沿平绥、平汉、津浦线向华北发起新的进攻,一时山西处于华北抗日前线。由于形势紧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未能完成最后改编已于8月22日提前开赴前线。8月30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第一二○师和一二九师于9月初出动。八路军从陕北东出抗日,必须首先进入山西。山西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同中国共产党已初步建立起合作抗日的关系。因此,由彭德怀陪同周恩来先去山西,安排八路军开赴前线的有关事宜。朱德率八路军主力由陕西泾阳、富平地区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身在前线 寄语蜀中

  将军自有将军的爱。一个把自己生死置度外,以民族和人民利益为最大利益的人,也同样对自己的家庭和亲人怀有深深的爱。朱德对自己的母亲妻儿的感情就触化在了对祖国的深沉热爱之中。

  继一一五师、一二○师出动后,作为统帅机关的八路军总部定于9月6日离开陕西云阳驻地,誓师东进。9月5日,云阳总指挥部驻地的各项准备工作,仍像往日一样紧张而有序进行,关中小镇显得有几分征战前夕的宁静。但这一天,身负重任、日理万机的朱德内心却翻动着感情的波澜……

  作为红军的总司令,朱德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顾不了妻儿老小,而他又是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最大的“匪首”,这必然使家乡的亲人受到牵连。他清楚记得,是在发动八一南昌起义前夕,自己派人把随军的妻子陈玉珍和儿子朱琦送回了四川。转眼十年过去,返乡后的陈玉珍不仅要抚养他前妻所生之子,还要照顾朱德的生母和养母,十年如何休养生息?使他魂牵梦萦。他在屋内来回踱步沉思后,终于坐在了书桌前,提笔给四川的亲属写信。这是他十年来第一次写家信。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八路军前方统帅出战前夕赤子之心和革命情操。信中说:

  “别久甚念,我以革命工作累及家属本属常事,但不知你们究受到何等程度。望你接信后,将十年情况告我是荷。理书(二哥之子)、尚书(大哥之子)、宝书(朱琦)等在何处?我两母亲(生母和养母)是否在人间?……近来国已亡三分之一,全国抗战,已打了月余。我们的队伍已到前线,我已动身在途中。对日战争我有信心并有把握打胜日本。如理书等可到前线上来看我,也可以送他们读书。我从没有过一文钱,来时需带一些钱来。”

  这封家书很快有了回音。陈玉珍接到朱德的信后,立即从四川回了一封信。朱德接到回信已是本月下旬,他正率部转战抵华北五台山前线。当日,朱德即写了第二封家书:

  玉珍

  “理书、尚书、宝书、许明扬(大姊之子)等现在还生存否?做什么事?在何处?

  统望调查告知,以好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要误此光阴;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这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劳苦之人,无妨多来。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快愉非常。因此,无论什么事都好办……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文钱,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革命办法非此不可。家庭累事均由你处置,我从不过问。手此致复。并问亲友均好。

  朱德 九月二十七日

  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封家书,方显出伟大战士对民族对祖国的无限忠贞。两封普通的家书,出自于八路军总司令手笔,寄自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其意义非同寻常。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材质的体现,也生动折射出人民领袖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赤子忠诚和松柏节操。

  云阳誓师 开赴前线

  就在朱德发出第一封家信的第二天,他便同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率八路军总部及直属部队挥师东进。

1938年,朱德和刘伯承、邓小平研究作战计划

  9月6日,出师抗日誓师大会在云阳镇大操场举行。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在这里驻扎了近一年时间,和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誓师大会举行之时,各界人士、当地抗日救亡团体和人民群众从方圆几十里汇集而来,墙头房顶、麦垛树杈上都挤满了送别群众。身材不高、神态严肃的八路军政治副主任邓小平主持大会,年逾五十的朱德总司令庄严地举起右臂,一句一顿地领读《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死敌。它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们父母兄弟,奸淫我们母妻姊妹,烧我们的庄稼房屋,毁我们的耕具牲口。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我们是工农出身,不侵犯群众一针一线,替民众谋福利、对友军要亲爱,对革命要忠实。如果违犯民族利益,愿受革命纪律的制裁,同志的指责。谨此宣誓。”

  万众一声,山鸣谷应。八路军前方统帅的钢铁誓言与出征将士从肺腑中喷涌而出的共同心声,融合为时代的强音,久久在关中大地上空回响。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有一张已发黄的地图,它就是当年朱德总司令曾用过的八路军总部出师行军路线图:9月6日八路军总部到陕西省富平县瓦窑头;9月7日抵怀阳城;9月8日驻美原镇;9月9日宿陕西省蒲城县陶池村;9月10日到蒲城县蔡邓村;9月11日,朱德在率八路军总部东进途中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电令,将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分任总司令、副总司令。9月13日,驻陕西省澄城县城;9月14日,到陕西省合阳县城;9月16日抵达陕西省韩城县芝川渡口。

  9月16日,在芝川渡口,朱德、任弼时、左权、邓小平等健步登上一艘由两只木船连结起来的渡船。就是这样一只普通的木船,载着承担挽救民族危亡重任、指挥抗日雄师鏖战疆场的前方统帅部,向着战火熊熊的华北前线继续挺进,挺进!

  来源:党史信息报

责编:王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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