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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管是“观察”还是“参与”，不过是纪录片的不同的方法，更重要的还是那句老话：“功夫在诗外”。它包含着另一个同样重要信念，那就是说，仅仅用眼睛捕捉画面，与用心灵去捕捉画面，是完全不同的制作节目的层面。如果一个摄影者拍摄到的只是他自己看到的事物，那他提供给观众的远比观众自己到现场看到的还要少，因为镜头画面的边缘限制了观众的视线；但如果你用心去捕捉画面，那除了人人都看到的表像的事物外，也同时能看到和领悟到事物内在的和影像后面的东西。但这一切，需下更大的功夫。
对我来说，付出与获得绝对是成正比的事，有时甚至是以生命为代价。没有不用花功夫，就能拍出真正成的“精品”。对于纪录片来说，“精品”应当是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的确，一个十多公斤的摄像机扛在肩上挥舞十多个小时并不轻松，也绝对不会是什么美事。为了拍摄开挖通往独龙江的公路，摄制组有数次遇险经历，我们都险些成为“烈士”；而为了保护摄制人员和拍摄工作的顺利进行，随行的武警战士也险些付出了生命。这是一份艰苦而磨人，但有时却也是令人心醉神驰和可以令人产生“快感”的工作。只要我拿起摄影机，只要我在城市以外的任何大山之中，一切功名利碌，人世间所有的烦恼均可全抛脑后；大山和大山里的山民以及他们创造的丰富而灿烂的文化总能让我激动，有时甚至会让我自己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产生某种崇敬之意。
以下几段“拍摄记事”，记录了我们工作的一些过程：
赶马工怒建功两匹他最好的骡子，为了我们的拍摄，病、累而死，我至今深感不安；第一次从独龙江乡巴坡到三乡的路上，我的双腿爬满了五十只硕大的摇头晃脑的独龙蚂蟥；
雨季，大雨伴着泥石流企图阻止马帮和我们摄影队出山的那次行程……
在独龙江，……在一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买不到的孤寂的沉默中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中秋，录音师张建军什么也没吃，一个人睡在床上凝视着女朋友的照片，流下了男儿的眼泪……
为抢拍大雪封山前马帮和赶马人抢运粮食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我们在高黎贡山的雪山垭口下守候了整整二十九天，我二十九天没有脱衣服睡觉，二十九天没有洗澡，二十九天没有照镜子……
我们从初夏的雨季开机，深冬时节封镜。不算筹备阶段，仅前期拍摄就用了整整5个月，共拍摄Betacam SP录像带近3000分钟，小数字DV带1680分钟，共计近4000分钟，约80小时；片中涉及五个不同民族，除汉语外共有四种语言需要翻译：独龙语、傈僳语、藏语和怒语，藏语还有当地藏语和西藏察瓦洛藏语的差异。后期制作时间累计超过17个月；2000年2月7日在云南卫视首播；2000年7月在某电视媒体的展播中，《最后的马帮》创下了14.9% 的高收视率（与同期播出的好的电视剧不相上下）。
“马帮局长”等片中的人物，均在当地成了引人注目的“名星”；嘎达娜在昆明万人撺动的街头，数次被人认出，并被要求合影留念。
《最后的马帮》入围德国格廷根国际民族学电影节，入围荷兰第11届BEELD VOOR BEELD 电影节；并获得了一系列的国内奖项：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纪录片奖、最佳摄影奖，第六届中国电视；第六届中国纪录片学术奖长篇二等奖、最佳音响奖；第八届“骏马奖”专题纪录片类一等奖、最佳摄像奖等。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我的纪录片大多都是一些非常耗时且艰苦的题材。这支“马帮”是当时中国最后的一支“国营马帮”，就在我们拍摄的两年之后，通往独龙江的公路就开通了，随后，那支“国营马帮”也就被解散了。我们这个时代，有的时候变化真的是太快了，以致于在很多时候，我们还来不及把它纪录，一段历史已在我们眼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所纪录下来的，并不会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而失去它的价值。
我想，越是那些具有共性的、人性的东西，那些具有人类永恒意义的东西，就越能够穿透任何时空，给历史留下若干回味和思考。
本文刊于《南方电视学刊》 获《南方电视学刊》年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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