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心与精神的跋涉--拍摄《山洞里的村庄》

郝跃骏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10月08日 16:3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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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纪录片的发展的确需要独立的空间，需要不受大众影响而独树一帜的“纯正”的氛围，需要不仅仅对个人，也对历史负责的独立纪录社会、表达自己意愿的纪录片作品。但是，我个人以为，无论在任何体制下，作为纪录片制作者，明白为谁而做非常重要。既然我们的纪录片需要面对观众，就不能不考虑观众的感受和需求。所以，我以为，在我们的媒体中，纪录片不能总是些“鸡毛蒜皮”，即便是“鸡毛蒜皮”的后面也一定要有点“东西”才行，即便是对“状态”的描述也一定要有“意思”。纪录片再怎么“无主题”或者主题再怎么“多义”，也不能不讲“意义”，至少也要有“意思”。

纪录片所要表达出的东西至少应当是人类共性方面的，而不仅仅是对简单日常生活琐事的简单纪录，应当是建立在哲学的或人类学观点之上的思考。我一直认为，无论我们拍摄纪录的是哪一种族群，也无论是哪一种文化，如果我们远离了人，远离了人所关注的，那些具有人的共性的东西，那些具有永恒意义的东西，我们的纪录也就失去了意义。不管怎样，我以为好的纪录片，它总可以穿透任何时空，看完后总能给人以回味和思考。

时间倒回九年前，1994年我在德国参加一个电影节时，通过一个德国朋友找到了长达7个小时的英文版的《云之南》，仔细拜读后，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了丽江，找到了片中的那个唐医生。以后，我通过唐找到了其他几个主要人物，我确信他们拍摄的故事有97%以上是真实的。

一部纪录片，变成了一次完全免费的义务宣传，它为丽江、为云南、也为中国对外宣传所带来的影响和效益，无法用金钱来估量。包括挪威国王和王后在内，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完《云之南》的故事，来到了丽江，认识了丽江，也认识了中国。

于今在国内，也有了类似的事例。1999年底出来的《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事先并没有多少宣传炒作，但播出后很快出现了北京近年来纪录片少有的轰动效应。这部由留日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历时四年，自筹资金拍摄的纪录片深深打动了观众，创下了北京电视台纪录片的高收视率。

《最后的马帮》在昆明某媒体第二档黄金时间播出的收视率，竟然超过了在同期播放的电视剧。我以为这是一个有意味的现象。

电视媒体，怎样处理纪录片与观众的关系问题，并不是纪录片制作人自己能够运作和处理的，关键在于我们的媒体有没有观众意识，或是需不需要具有观众意识的问题。纪录片一直被认为是非大众的少数文化精英的东西。但国内外许许多多成功的范例已经表明，普通大众同样需要纪录片。现在是我们重新的审视纪录片的社会功能的时候了。纪录片不是没有观众，现在所缺乏的一方面是我们没有制作出真正能够满足观众的纪录片；另一方面，我们也还没有培养出一批像欧洲那样的纪录片观众群。

现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对“虚构和非虚构”、“创作”与“纪录”界限的任意模糊，已经超越了我们对纪录片理论问题的探讨，而成为一个道德问题了。说轻了，是圈内有人在欺骗观众、欺骗评委；说重了，那就是，圈内有人在掠人钱财。

功利，将毁掉我们的纪录片，功利，将使我们的纪录片最终走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