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华的间谍活动史

     

    学生在老师家搞猫腻 早期日本谍报活动

    对中国人来说，日本是一个令人感觉复杂的国家。它当年的军事霸道，以及后来的经济强悍，都让人印象深刻。同时，类似的印象深刻又不止于此。日本的拿来精神，也令大家印象深刻。据说日本是第一个翻译《孙子兵法》的国家。而对其中《用间》篇的重视，又使日本自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伊始，就培育了“庭番生谍”的传统。所谓庭番，出自“庭番士”，字面意思接近于中国古代的“死士”，系指德川家康豢养的情报人员。实在说，间谍从来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专属产品，但像日本当年那样，对穿上校服的小学生便灌输“凡是你们认为可以怀疑的一切事情，即使牵涉到你们的父母，你们都应该向警察报告”之类，鼓励为“国家利益”不惜“大义灭亲”的举国体制，的确并不多见。　

    至于日本对中国的间谍活动，更因地理上的相邻、文化上的相近和资源上的诱惑，而受到格外重视。譬如日本是最早向中国派遣顾问的国家之一。自清末实行新政、编练新军，中国就开始聘请日本顾问。在清政府看来，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遭遇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比之西方列强更切合中国实际；而中日文化的相近，以及它仿效德国所建立起来的军事制度，也比较适合曾经受过德国人训练的北洋军；并且日本顾问的聘用费用相对较低。这样的考虑，不可谓不细密，然而却也正中日本的下怀。从担任袁世凯、段祺瑞、黎元洪顾问的青木宣纯、坂西平八郎，到为孙中山、孙传芳、张作霖担任顾问的佐佐木到一、冈村宁次、土肥原贤二，日本人对中国政治、军事均有介入和渗透。　

    担任过清朝公使书记官的黄遵宪，在他的《日本杂事诗》后记中感叹，日本研究中国之书数量甚丰，中国写日本之书数量与质量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在日本学习、生活多年的戴季陶也说，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　

    这种“解剖”“化验”最典型的例证，也许无过于地图的绘制。地图一向被称为军队行动的向导和作战的指南。因此，地图的测绘，一直被各国政府视为“国之神器，不可予人”，而掌握了一个国家的精确地图与关键设施的地理坐标，也就意味着对其国防和经济命脉的了如指掌。明治维新后，日本便积极对中国展开实地测绘，1874年日本陆军便出版了《清国海南省地方图》。之后1894年的甲午战争，大批日本浪人事先到中国东北、华北及朝鲜实地绘制的作战地图，使得日军得以顺利攻占九连城、金州、旅顺口和威海等重要城镇。而侵华战争之前，日本对中国的航拍，几乎覆盖了中国全境，航拍的内容细致到街区，并且标有精细的经纬度和拍摄日期，城门、机场、交通枢纽等战略要点也一一标注。在此基础上，又派遣大量间谍，携带测绘器材，对航拍照片实施校准。1945年日本投降后，国民政府接收了数以万计的日军作战地图，其内容之繁多，绘制之精细，令人不由不发出“中华腹腋，几为倭人洞悉”的慨叹。　

    这种将工匠意识运用到如此极致的事件，实在是不胜枚举。而《日谍在中国（1895￣1945）》正是详细记录了日本如何在上述50年间，运用间谍这支“军刀后面的暗箭”，对中国政治、军事乃至民情的渗透、影响，其中既有日本间谍体制、运作以及间谍铨选、训练和一些常规间谍门类、手段的专业介绍，更对日本在中国特务机关的建立和分布，进行了详细描述。对于“中村事件”、“成都事件”、“南苑谍案”等具体间谍事件，以及间谍人物，尤其是引人关注的女间谍，如川岛芳子等，都辟有专章。而日谍对张作霖、吴佩孚、马占山、于学忠、蒋介石、宋子文等政要谋杀的情节叙述，更可以因应当下大众对谍战秘闻的兴趣。　

    （《日谍在中国（1895～1945）》，戚厚杰主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10月第一版，16.00 作者：半夏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