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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完全可以从拍摄方法上把纪录片当作一部故事片来理解,只注重看它的情节,而把纪录片与现实关系的反省与批判放在故事的后面。就有可能赢得观众。
我曾经在许多大学神圣的讲台上讲过一些非常庸俗的话语,把纪录片的所谓“悬念”彻底地庸俗化,其中就包括“解衣扣”的理论,很简单,观众都知道了结果还看个甚?所以,为了留住观众就不能让他们提前知道结果,这就是“悬念”。给观众看的纪录片就需要这种东西。“流水账”似的“日记”是难以博得观众喜爱的。自己都不爱看,怎么能要求观众有耐心看下去?
如果我们只考虑对文化的探索而不考虑观众,结果没有人看,口碑不好,那有什么用?作者要表达的思想没有人能够看到,那有什么用?同样影像语言也是以交流为目的的。纪录片发展到今天,媒体的责任,社会的责任,观众的责任都需要我们研究观众,面对观众,明白为谁而做!不然,我凭什么要坐在这里浪费时间,说重了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疑在某财害命。
《经典人文地理》通过一段时间的运作,我们对节目与收视率的关系进行过简单的分析,我们发现,或许收视率与一部作品的艺术品质没有直接的对应的关系,但收视率与节目的好看程度一定有关,与故事选题和叙述故事的方法有关。观众喜欢看的就是一个好看的故事,我们的责任就是讲述一个故事,而文化的思考对观众来说并不是首位的,我们把对文化的思考全部放在了故事的后面。至于观众通过故事看到了什么,感悟到什么,那时他自己的事。
既然是讲故事,就应当允许多元的存在,应当允许不同的叙述故事的方法的存在。十三年我在拍摄《春节的故事:回家》时,试图摆脱追踪拍摄的第一现场,不仅讲述拍摄现场的故事,也讲述第二现场的故事,然这种方法却受到许多圈内专家们的指责,其实,这只不过是纪录片叙述故事的一种常用的方法。时至今日,我回头看这部片子时仍然自己被感动。愿意听一个真实的故事,愿意看一个真实的故事,前提“它”真的是一个故事。好在关于这个回家的故事创下了《经典人文地理》晚间播出栏目内部的最高收视率。
观众喜欢听故事而不是听说教;喜欢听有思想、有情趣的讲述而不是肤浅的现象的介绍;喜欢听现象背后的深入揭示而不仅满足于表面的展示;喜欢听一个有魅力的、可爱的人向他讲述,而不是一个机械、教条、无趣的人向他讲述;喜欢体谅和帮助观众的人很清晰地向他讲述,而不喜欢不管观众接受程度如何、径直讲下去的讲述者。
重要的是要对观众的心理和受众的习惯进行研究和理解,借用其他门类艺术创作的一切有效的规律和语言来丰富纪录片的影像语言问题,扭转目前纪录片创作过于个性化、沙龙化做法,使纪录片在中国影视市场、影视业占有应得地位。
传统的专题片的拍摄方法,重视的是思想和概念的表达,只讲大量充斥了口号性的解说词,或者那种只有拍摄者自己知道,但观众不明白,需要靠观众自己去“感觉”,去猜测,那种用“心”去感受意义和信息的纪录片。
在《经典人文地理》栏目里,我们不需要“大师”,也不需要“经典”,但需要一个用影像语言讲得好的故事就足够了。许多时候,“专家”评价不错的纪录片,其收视率都无情地排在了后面,包括我自己的没有被讲述好的作品,我相信,同一部作品,换一种讲述方法就会提高若干个收视点。
我们的纪录片应当从象牙塔中走下来,目标是为普通大众,在记录社会历史的活动影像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纪录片的发展历史表明,纪录片拍摄方法的变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一些年就有一次大的突破和发展。“原生态纪录,原生态编剪”就是真实,同样是对纪录片的曲解。
应当说,在全国纪录片栏目都不算景气的时候,云南卫视保留这样一个具有文化底蕴收视率也还不错的纪录片栏目的确是非常难能可贵和具有远见的。
可以说《经典人文地理》的生存和发展再次印证了一个说法,那就是有如说“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命运掌在少数决策者手中”,不如说“电视台制造纪录片的命运掌握在制片人和所有编导自己的手中。”
为什么?因为我只相信那些收视率太低,并且没有观众,或者圈内外口碑不太好的节目才会逐步被调整。我不相信决策者会轻易放弃一个办的不错,非常有品位的栏目,有文化思考,又能够吸引它的“目标观众群”,同时还能大幅提升一个电视台品牌形象和无形资产的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