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专访（上）

刘效礼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4年11月15日 17:11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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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年的春节除夕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刘效礼的新作《干枝梅颂》，这部关于屯垦戍边的纪录片，创造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当年夜饭的一个特例。后来，《说凤阳》、《干枝梅颂》和收视率超过了电视剧的12集电视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为刘效礼赢得了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董岩：据我所知，1979年您第二次入伍了。

　　刘效礼：对。当时我是军事部的记者，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话，“搞军事报道，还是要以现役军人为好。”根据叶帅的意见，我这个已经退伍的老兵第二次穿上了军装，级别为正营，按规定，家属可以随军了。这样，一家老小和十四个纸盒子装着的行李一起来到了北京，14年的两地分居结束了，我们一家团聚了。

　　“即便生个丑孩子也要丑得吓人一跳”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起步于1958年，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完整的风格群体，新闻纪录、文化反思、平民纪事、生存关照、人物立传等各种题材内容的纪录片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对中国纪录片来说，从初期颂扬式的新闻纪录，到1980年代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再到1990年代的平民化的百姓故事讲述，不同年代的政治环境和主导文化倾向对其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岩：进入80年代，中国电视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以“教化与指导”为创作理念的纪录片面临新的突破，高高在上俯视大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纪录片走到了边缘，这一体裁的思想主题设定和艺术表现方式都亟需新的突围。

　　刘效礼：比如受技术限制，拍胶片声音录不上去，只用解说词来叙述，片子苍白而又空洞。当时纪录片大师荷兰人伊文思经常来中国讲课，有一次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中国的纪录片只张嘴不说话？！”伊文思的话，对我刺激很大，发誓一定要找到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出路。

　　（这个突破口就是让纪录片开口说话，这一突围的努力到1991年的《望长城》终于结出了硕果。）

　　董岩：您在中国第一部纪实性电视纪录片——《望长城》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刘效礼：创新是纪录片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灵魂。1988年底中央电视台为确定中日合拍《万里长城》的总编导人选，第一次实行招标方式来进行。我不知道任何背景，又经不住同事们的鼓动，贸然闯进了副台长陈汉元的办公室，还带着几个帮腔的。说了半个小时，陈汉元拍板了：“你中标了，但有一点要明确，是你个人中标，不是你军事部。”长城摄制组一班人马随后在八达岭外一个部队仓库的招待所里吵吵嚷嚷讨论了五天，最后达成了共识：一定要创新，决不留后路，即便生个丑孩子也要丑得吓人一跳。其实，我心里还憋着一口气：我们这帮中国军人一定要争气，决不能输给日本人，一定要超过他们！

　　（这个由刘效礼与作家刘亚洲、周涛、李延国等最初定名的《东方老墙》，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拍摄模式——摄影师到哪里，录音师必须到哪里，有画面必须有声音；解说词不能贴画面，必须跟着画面走；调音台甚至都搬到了外拍现场……身为总编导的刘效礼要求所有编导人员严格遵循“声画合一”的纪实风格。）

　　董岩：打破声画分离的制作传统，大胆采用拍摄时的同期声和现场效果声。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您就不怕失败吗？

　　刘效礼：没办法。只能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我希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对大伙说：成功了，是大家的；失败了，算我个人的。就这样，怀着不肯服输的劲头和揭秘寻根之心，我们摄制组一行40多人，从北京故宫的午门开拍，途径河北、山西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了长达3年的拍摄。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在西出阳关的第二天，在一个叫马圈弯的地方，长城只是一段高仅3厘米、宽50厘米的遗迹，向西就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了；在沙漠中追赶野骆驼时，汽车突然爆胎，接着是迷路、通讯中断，第二天意外发现已闯入1964年中国第一次核爆炸的地方，还看到了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的石碑；立下“生死状”，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历险18天，10次穿越中国核试验场，终于找到了古楼兰的烽火台，成了第一支沿中路进入罗布泊的摄影队……

　　（1991年11月18日，这部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同时播出（日本播出片名为《万里长城》），双方都创下了记录片的最高收视率。那天晚上，刘效礼家的电话响个不停，当时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激动地只说了一句“祝贺你！”

　　刘效礼：《望长城》是我投入最大、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不论是前期采访、拍摄，还是后期制作，都下了大力气去寻求突破。《望长城》解说词不是一个人写的，是摄影、编导一起，根据画面一句句写出来的，很生动。记得当时在咖啡厅，咖啡厅里面是机房，机房过去是厕所，机房录着解说，我们在外面写着解说，写一段录一段，因为咖啡厅晚上没有人，没有灯光，我们就在楼道的灯光下写。由于第一次采用了大量的同期声，所以在片子还是半成品的时候，我就请了几个前辈看看从理论上是否行得通。他们一动不动看了五个小时，很激动很兴奋，就说了五个突破，声音的突破、故事的突破、情节的突破等等。当时电视界纪录片大会正在湖南举行，探讨主题就是纪录片怎么拍，向何处走。结果《望长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答案。他们觉得很好，后来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纪录片模式。

　　董岩：《望长城》奠定了形式上声画合一、理念上客观纪实的纪录片新模式，它的出现让观众眼前一亮。有人说，《望长城》颠覆了中国的电视屏幕，纪录片传统的“解说词——拍画面——后期找补”的三部制作程序被抛弃了，“声画合一”营造的现场感展现了电视语言的独特魅力。

　　（据说，世界上至少有5亿观众由此目睹了长城的风采。1998年，刘效礼到法国考察，巴黎《欧洲时报》节目表上还有《望长城》的预告。

　　15年后的今天，《望长城》仍被视为中国纪录片的呐喊，视为中国电视屏幕的一场革命。对于当时48岁的刘效礼来说，《望长城》不仅是中国纪录片的里程碑，也是他个人创作的里程碑，他迎来了自己长达15年的创作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