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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农夫和野鸭》悟“道”

李汝建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2月10日 15:28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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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中国纪录片上演大片年。《故宫》《圆明园》《新丝绸之路》《再说长江》《大国崛起》……,巨大投资,宏大叙事,纵横气势,震撼电视,威风一时。

此时,一支纪录片的小分队正在静静地蛰伏着。那边厢,以国家队的气魄,做着历史的大片。这边厢,一个城市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的几丁人马,在做着“小片”。同样是跨年度的活计,同样也是有人物、历史,有追问、反思,有表现和纪实。但一个是高射炮,一个是轻机枪,装备不在一个档次上。

然而,艺术不以辎重论输赢。小而细,工而精,不一定就输给大而煌,纵而宏。苏州园林与皇家故宫,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带着这样的体认,我们来品赏这样一个“小作”。

大连台国际部,李汝建领军的纪录片小分队,这些年来,以内容上的深实和形式上的闯径,标新立异,屡出力作,名响国内,声誉海外。《海路十八里》《老宅2003》《工地》……语不惊人死不休,片不出新不露头。“蛰伏”一年,又拿出了《农夫和野鸭》。

乍听片名,脑子里就浮现种种幻觉:《夜与雾》《沙与海》般的蒙太奇?日本纪录片《小鸭子的故事》般的和谐图?苏联经典话剧《打野鸭》般的象征义?文革前影片《千万不要忘记》里“打野鸭”寓不上进?寓言《农夫与蛇》的怜悯教训?《刘雁宝的故事》以鹅为子般的趣味?《伴》里以猪为伴、《人与熊》里护熊般的呵爱?……

看过片子,感觉全异。既在形式上,也在内容里。

人文纪录片是要纪人、化人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是“文化”二字的汉语源出。纪实也好,表现也罢,给出的是真实的感性的材料,引发的是悟觉的理性的思考。看《沙与海》,悟活着的不易;看《幼儿园》,思成长的课题;看《老头》,映照生命的余夕;看《工地》,感受情怀的依依……如今看《农夫和野鸭》,感悟着天、地、人的浑然一体,以及现实中的尴尬境地、生存中的二难课题,当然还有,创作者的艺术功力。

“天人合一”的“道”理

我们先理会一下片子梗概:东北大连某村,原来百万亩的湿地,30年光阴中,逐渐变成农田。作为省级保护动物的候鸟斑嘴鸭,世代栖息地所剩无几。雇主老张,承包了千亩稻田,雇农夫耕作。野鸭们以稻田果腹。捕鸭人也来分一杯羹。斑嘴鸭阿兰,求偶、交配、育子,终被擒获,伤病致死。湿地还在减少。稻谷挂穗。野鸭争食。高产丰收。老张因价格发愁。

农民,雇主。湿地,农田。候鸟,野鸭。人耕种,鸟抢食。鸟孵巢,人惊扰。赶野鸭,农田保。捕野鸭,得利高。人进,鸟退。稻田进,湿地退。——人与人,人与地,人与天,矛盾统一体,浑然难分离。

这其实也是一种宏大叙事。只不过,是以小切口启示大命题。

一望无际的辽阔平原,齐整如毯的稻田,拖拉机在整地翻土,扎着红色头巾的劳动妇女们在田里劳动,休息的时候唱着欢快的歌子,天黑下来,领到老张精心算好的现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片子先给出了欢乐,一幅“天人合一”的和谐图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境界,也是常态。

21世纪初年,生态环境趋于恶化,农民普遍还没小康。“曾经是近百万亩湿地,”“30多年前,人们开始将这里的湿地不断改造成稻田。如今,这里的湿地只剩下了几百亩。”作品进入了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带我们进入了体察。农民靠粮养家,雇主靠有风险的承包致富,稻田靠天时地利人和而收成。“给老张打工,男工每天60元,年收入10000元左右。女工每天40元,每年可挣5000元左右,这是附近普通农民家庭的主要生活来源。”各享其成,似也无忧。

可是,春天来了,“距离苗床不远的湿地,从南面迁徙来的斑嘴鸭多了起来”。“每年有成千上万只各种鸟类来这里繁衍生息”。人进湿地退,田进野鸭退,本是鸟的天堂,如今成了人的领地。想象当年,在“人多热气高、干劲大”的人口繁盛期,绝对一时的“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征服“荒滩”等曾是多么天经地义,革命加拼命的鼓劲下,向“荒滩”要粮是何等的豪气,将野鸭们赶尽杀绝是何等的壮举,当金黄的稻浪起伏在眼前又是何等的心喜。后来,一心追求GDP成为当务之急,在“发展经济”的旗帜下,继续冒进。只是没想到,惊扰了自然、宁静和原本的平衡,报应已在眼前。表相上,野鸭成了侵略者,殊不知,人“侵略”在先。此因生此果,严峻、无奈的现实。

纪录片不是学术论文,只用事实展示。老张年方四十,正是血气方刚,却似愁云写在脸上,永远出现在田头上。雇人插秧、铺苗床、赶野鸭、割稻谷,算好每天每人出工所得。耕夫们算的是,每天得多少。他想的是,千亩的承包,怎样克服干扰。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符号,因年代不同而身份不同,在以前叫地主,或剥削者,如今已列劳动人民阵营,只不过依本事不同和分工不同,有的“劳心者治人”,有的“劳力者治于人”。一幅耕种与收获、经营与管理、顺时与应变的稻作文化图,既是千百年来传统的延续,也是特定年代农业经济的注脚。

纪录片有时就是一篇形象化的论文。眼前所见,不禁想到马克思对巴尔扎克的评价:《人间喜剧》甚至比那些经济学家所撰写的长篇论文更富认识价值(大意)。纪录片又常比论文引发更多联想和遐思,土地平整了,田上插上秧苗了,苗床做起来了,塑料“膜房”搭建好了;农夫们时而唱着欢乐的歌子,时而为报酬而计较;稻田绿了,野鸭来了,都当成各自的领地,稻田被野鸭所侵欺,野鸭被人所侵欺,互为矛与盾——野鸭抢食,何以收成?湿地丧失,何以家为?感性的《农夫和野鸭》,让我们思考经济学上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社会学上人的价值实现、生态学上的“物从其类”生生不息、哲学上的矛盾转化和二律背反。也想到了现代作家叶圣陶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谷贱伤农”,虽然因时而异,但相似的情景,生发新的追问。

农夫和野鸭,各有所忧。雇工之忧,在眼下能得多少;老张之忧,主要由野鸭而来;野鸭也忧,人对湿地不断蚕食,间接也是“老张们”所致,“灭六国者,六国也”。唐代杜牧以《阿房宫赋》早发出警世恒言:“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天人合一,道不可违,我们只是为老张之忧而忧?湿地之不存,更大的隐忧离我们还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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