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农夫和野鸭》悟“道”

李汝建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2月10日 15: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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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中的无穷动

农夫和野鸭，人鸭大战，多么富有动感的意象。若按一般纪实所拍，越热闹越显看头，矛盾冲突越激烈越合预期。而《农夫和野鸭》，没循惯例。表面看起来，片子温且润，镜头稳而静，两极镜头多，静态造型多，轮廓画面多。人也好，鸭也罢，没有打架，没有可怕，没有你死我活的面对面，没有血淋淋场面，只有每天的延续、时运的无常，变化的无语。野鸭来了，又飞走了；农夫劳作着，无意中惊扰了野鸭们；野鸭抢食稻谷，农夫鞭炮驱散；捕鸭人暗设机关、技巧诱捕，鸭们纷纷中计，阿兰也不能幸免。雇工嫌工钱少，雇主不愿加钱；收购价不理想，雇主守着粮山发愁……不如意事十八九，矛盾冲突似无有。一切都在静态中，老张愁着脸，耕夫计较着工钱，阿兰频繁转移着窝居，捕鸭人斯文地行动，野鸭进了集中营，老张从中也分到一杯羹……。生活在发生着，事态在变化着，片子不动声色地记录着。想起了一句话：宇宙不作声，只是运转着；大地不流泪，只是承受着。然而，天地有大美不言，君子以厚德载物，人文纪录片不是作呐喊的传声筒，只作思考的传感器，评判不外加，话语不张扬。只有沉得住气，耐得住寂寞，把纪录片当作自己生命的偕行，才有厚德，才能载物，才见大美。

静美，不是只有静止镜头，只有固定机位。静中显静，动中显静，以动衬静，以静制动，以静寓动，两极镜头，剪影效果，交织呈现，这是一个层次。金黄的落日，晚霞余辉中的大树，是静观。远景落日，老张点燃鞭炮，杆子横在画面下方，老张是侧竖构图，透过老张见落日，夕阳无限好，只是愁鸭侵，是内动。宁静的环境，老张心里的不平；鞭炮的响声，更显得夜晚稻田的宁静，是反衬。天朗月色，阿兰举家出走。静中之动，静中观动，比起动中之动和动中观动来，无疑更多了些韵味。

外动而镜不动，外动而心不动，这才有了观察的冷静、纪录的心境。先哲老子《道德经》言：“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复：循环往复，万物运动）。这是更高的层次。地球总在运转中，万物总在变化中，所谓的静，只能是相对的，动才是绝对的，静也是动的一种表现形态。要达到片中之静也依次有两个层面，一是心热脑静，可作细察。创作需要激情，以生成内动力、源动力，以支撑全过程。同时感性要与知性、理性并行，才有取舍，取舍方精。二是修炼慧眼，把观察和思考化为一种修养，心先静，可以悟道，无中生有，有无相生，以静观动，达至心界清明。纪录片的创作过程，总是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心若不静，无法坚持，无法取舍，难以炼形。在万物并作中，何以观复？从《农夫和野鸭》可以看到，一是创作者心态取静，不急躁，不速成，用一年时间，记录四季更迭变化、事物矛盾发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难分对与错，引导观众进入更本质更深层的追问和思考。因为创作者的静笃之守，片子有了厚度，有了复合意味。二是静心融入取法中，以道观复，以器入境，让画面进入美学，景别、构图、角度、节奏、音乐、声效、用光、色调，形成了全片叙事的独到风格，简省；也让全片形态统一了格调，纯净。没有常见的采访（问与答），没有话筒的出镜，由于有了浸、泡、漂、净，由表及里，去粗留精，全有过程：人声、鸭声、风声、水声、机器声，都成为了“自然声”。没有主体对客体的干预，一切循着事物事态本来的面目呈现。这当然是一个大功夫，也是艺术功力的证明，才有了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前些年在电视片创作中曾有一误区，认为凡有吵架记录下来就真实就纪实，凡有流泪镜头推上去就动情就感人，按照这种“极点思维”，认为是凡有闹点正是制造轰动效应的良机，凡有伤心处正是可作主观煽情的渲染，于是，镜头成为了功利心的驱使介质，也成为了浅尝辄止的漂亮掩饰。在《农夫和野鸭》中，我们却感受着镜头的冷静，冷静中，分明感受着心灵上的撞击、静谧中的涌动、画面艺术的求精。

衬映和点睛

社会广大，人海茫茫，好几组农民群像，只一个张立民有名姓，因为他是农民兼雇主，身份特殊，但只以老张称之。其他农民只见其人，只显“红头巾”，不具其名。老张和群像，线索清晰，突出主体，点面结合，印象深刻，此为衬映。像《多收了三五斗》“那些戴旧毡帽的”或“乡亲”，只以群像以轮廓示出，只作为“农民”。“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便有更意韵的空间。而为让野鸭突显，反让其中的一只以拟人法“阿兰”称之，也是把科教片、动物考察式纪录片的细腻引入进来，既让阿兰有了戏剧性的故事，故事有了情致，又突显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整体环境中，一来农夫成为背景，成为“内存”，雇主成为“主板”和“桌面”。二来在农夫与野鸭的相互作用中，人又成为背景和“内存”，野鸭，尤以阿兰成为“主板”和“桌面”，这样把阿兰放在了矛盾冲突的“风口浪尖”，便更精到地展示了形势（内容）和形态（范式），以也简单呈现了“复杂”，此为点睛。

在衬映中，“红头巾”与雇主老张，是一种既合体又分体的关系。他们为老张开工，老张给他们开工钱。千亩稻田是老张承包的，春种秋收，他一点也分心不得。“红头巾”只管出一天力挣一天钱，收成好坏，不在他们关心范围。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暂时的从属关系。但是，当他们认为雇主开的价钱不够合理，东家不打又打西家去，老张没了辙，从属关系颠倒了。这是人与人。而人与野鸭亦如是，野鸭本是湿地的主人，现在成了稻田的敌人，人通过征服自然而钳制了候鸟的生存，候鸟又通过抢食稻田威胁了农夫的生计。这是人与自然。同情，时而倾向这边，时而又倾向那边。衬映，让每一角色都有了亮相，亮相又有了情感浸于其中。

在点睛中，阿兰的出场，使片子登时生出一抹亮色。大多片子只会讲到，飞来了一只美丽的野鸭……用形容词来描述，用拟人化来修辞，就算生动了。一般来说，农夫和野鸭之争，农夫本有其名，野鸭不过动物而已。谁又能想到所点之睛，竟是由阿兰来完成。这跟纯粹的动物片不同，动物片的环境，是排除人的语境，反而很容易为之安名、设计家庭、引入人境，比如《萨玛阁的露沙》……。在人境的世界里，也可以让动物有名姓，那常常是因为有了感情，如家犬之贝贝、露露之类。纪录片《刘雁宝的故事》里，主人公是一只大雁并大名刘雁宝，养它的主人反而退居其次。片中的高潮，是让雁和鹅郑重其事成大婚，制造了喜剧片效应。这里固然显现了一种爱心，但似更想强化一种故事性和趣味性。而阿兰于片中，除了可以方便地履行故事化述说职能，更有深意处，在于以特殊表一般，以点的故事喻面的意韵。广东新会有个小鸟天堂，1930年代巴金曾留下了名篇。多少年来，那里万鸟云集，成为著名景点，也为不少电视片所观照。但是，我们片中所见，都是群鸟，即便有那么一只两只有特色，也只是“鸟”。鸟们，只是一种景致，被景别和角度“装点”在晨曦或黄昏。《农夫和野鸭》里，阿兰被赋予了“使命”，通过“这一个”的生命故事、曲折经历、悲惨结局，启示了一种思绪，体现了一种情怀。用阿兰点睛，点出了境界，点出了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