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片人谈纪录片产业：国外媒体口味是市场风向标-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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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你认为影响整个产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

赵琦：我觉得首先是国内现在没有健全的市场环境。其次，与别的行业相比，纪录片的发展相对不平衡。比方说，中国外贸产业为什么会发展得那么好，因为有退税。做文化产业有没有退税？做纪录片有没有退税？加拿大纪录片产业很发达，就是因为有退税。你花一块钱，国家会退你钱，省也会退你钱，最后等于差不多可以退三毛钱。除了退税制度，还有审计和保险制度，而中国有没有相关的辅助制度？这些都是跟产业挂钩的。在美国，只要在美国本土放映，必须去入一个保险，如果放映后发现内容有问题，有人要和你打官司，那么你就能够拿到诉讼费的保险。这些措施就可以保障从业者的利益。现在产业还没形成，我们想拍片子又没有钱，就只能去找国外的钱，但是想要拿到国外的资金，就必须先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大部分人其实很难做到。

东方早报：有些人认为，做纪录片就和赚钱不沾边，谈钱会失去职业操守，你怎么看？

赵琦：我并不反对纪录片作者扎根一个地方努力拍出一部好片子，但钱和职业操守并不矛盾。如果拍片子的时候知道费用是有着落的，对作者的状态也可以起到好的影响。就算导演自己可以艰苦，那摄影师、剪辑师、录音师呢？他们都不要收入？好，大家都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和一个免费的热情来做一个片子，那之后如何维系？做完一个片子就结束了？做任何事情都应该看一个发展。所以我认为，纪录片作者可以义无反顾地扎下去拍纪录片，但前提是没有后顾之忧，所谓的“向钱看”是为了更好地扎下去。

梁为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纪录片制片商Peak &Galaxy Communications的创始人。自2005年进入国务院新闻办下属的五洲传播中心工作，梁为超便开始参与大量国际纪录片的协拍与合拍工作。2010年，他与导演范俭合作的关于汶川地震再孕母亲的纪录片《活着》获得日本NHK电视台和半岛电视台合拍资金，他与导演单佐龙合作的项目《陌上桑》获选EDN和Documentary Campus联合举办的2010年“跨界探险”(Crossing Borders)计划和2011年柏林电影节Doc Station项目。

梁为超：国外电视媒体的口味也是市场风向标

东方早报：好的制片人应该具备哪些素质？

梁为超：制片人要有能力对故事做一个预判，知道片子的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在哪儿，后期应该善于变化，因为整个片子的拍摄进程可能随时需要调整。

东方早报：拿到提案时，你怎么判断它能不能吸引到资金？

梁为超：经验很重要。这里说的经验其实有两方面：首先是你对作品的直接感受力和判断力，这个人物能否吸引你；其次是常年与国际机构接触，养成了一种下意识的判断能力。纪录电影的很多投资方还是来自传统的电视媒体，他们对提案的判断“瞄得准”，像广州国际纪录片节，虽然规模相对要小，但由于在中国本土，很多中国导演会带着自己的方案过去，国外很多电视台的买家就会蜂拥而来，认为这是能买到中国提案的一个很好的地方。现在国外对中国题材很感兴趣，电视媒体的口味或多或少都是风向标。

东方早报：如果收视率决定拍摄内容，导演是不是容易失去自己的立场？

梁为超：我个人认为，一个纪录片导演想要走国际化路线，他必须要有两个版本：一个电影版本，一个电视版本。我们不希望导演失去自己的思考和立场，因为这正是影片的价值所在。

东方早报：导演会排斥电视版本吗？

梁为超：至少我合作过的导演还都比较理解，没有一个好的资金状况来支持他的拍摄，就没有后续的创作。有的题材要拍摄很长时间，像《活着》前后去了灾区9次，单佐龙导演的《陌上桑》从2010年开始拍摄，也拍了好几年，资金就很重要。

东方早报：能简单说说《活着》这个项目的操作过程吗？

梁为超：《活着》一开始是打算找一个本土播出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本土机构并不感兴趣。2009年12月，在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活着》做了首次公开陈述，引起了很多来自国际电视台的买方的兴趣，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活着》联合制片人的日本NHK电视台“世界纪录片”栏目编辑今村研一先生。今村研一非常讲究效率，经常让我提交时间表，什么时间能做到哪一步。最后《活着》的总制作预算规模达90万元人民币，这保证了摄制组在一年多时间里先后9次前往四川拍摄，累计拍摄天数近90天，此外我们还聘请了《故宫》国际版导演苏德本担任监制。在多国投资的框架下，《活着》也是第一部由中国独立制片人操盘成功的国际合拍纪录片。

东方早报：有很多导演认为一个人比一个团队更能贴近拍摄者，更能拍到真实，你怎么看？

梁为超：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纪录片，像赵亮的《上访》、徐辛的《克拉玛依》。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的语境下，最好的片子的确是这样做出来的。但我个人认为，也不应该排斥与国际上强大的传统媒体的合作。比如2011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获得评审会特别奖的片子《五个被破坏了的相机》，作者是巴勒斯坦的一个普通人，他陆续买了五台摄像机，记录自己儿子的成长经历。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村子发生了抗争事件，这也被记录到他的片子中。这部片子能够被看到，是因为他遇到了一位以色列导演，他们合作之后，市场上有了推广，才让他们的作品能够获得资金支持，最后走到世界电影节的舞台上。

东方早报：偏向个人风格的纪录片，你会怎么操作？

梁为超：其实纪录片类型非常多样化，像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就偏向于电影化的纪录片。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官网上明确说，他们不要电视栏目那样的片子。还有像香港电影节亚洲电影基金，以前支持的基本上都是剧情电影，这两年开始支持纪录片了。你的项目如果是一个很有自己的思考和个性的项目，不想迎合观众和广告商，而是想在电影院里把你的想法传递给观众，就比较适合这些电影节。

东方早报：拍给自己看的就一定没市场吗？这是不是一个误区？

梁为超：没错，王兵就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表达极具个人风格，又很有国际市场，赵亮也是，基本不愁国际资金，拍摄也不会受限制。另外我想说的是，市场的培育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观众群。像阿姆斯特丹有很多观众，他们很想看到好的纪录片，又想省钱，就去当志愿者，在电影节结束后可以免费看一些内部的放映。而我们这样的观众的确不多。

东方早报：台湾纪录片的观众群培育得很好，有些纪录片的票房甚至超过同档期火爆的剧情片，你认为这里边的差异在哪儿？

梁为超：我个人觉得还是与经济有关。你苦于生计，整日奔波，去了电影院，唯一要求就是想放松放松，不想再被教育。所以像纪录片这种耗费脑细胞的影片，就不那么受捧。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悠闲自在地生活了，说不定去影院看纪录片的人就多了。

责任编辑：袁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