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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虎,6岁,家里最有学问的人

55岁的查晓原是北京邮电大学“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毕业生,1982年分配到宁夏电信局。如果按照社会给他规划好的路线,他现在应该是移动或者联通某个分公司的老总。然而,一段支教经历改变了查晓原的人生轨迹。

2004年8月,查晓原到西海固地区海原县做了一年义务教师。“在这儿,我见到了真正的西北,真正的中国乡村。”他开始尝试着用DV摄像机记录下自己生活的这个村庄。

老查有几个电视台的朋友,在技术上能得到一些指导,他决定自己拍一部纪录片,“以前我看到电视里播过一些关于乡村的纪录片,我觉得自己拍得能比他们好”。此前查晓原曾经下海经商,有些积蓄,经济上的压力不是特别明显。

海原县九道村6岁男孩虎虎成了查晓原的主人公。虎虎出生后不久,就被父亲遗弃,母亲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农民,平时只有姥姥、姥爷照顾他。虎虎2012年上了学前班,影片开始的背景声音是他背诵的课文,“小河流水清又清……”画面是荒凉的黄土高原,虎虎正和母亲一起挖草药。这里贫瘠得仿佛被世界遗忘了一样,影片用直接电影的方法,平静地记录着这个西海固人家的起居。

贫困并不是影片表现的重点,虎虎身上的积极和达观是真正吸引人的部分。这个6岁的孩子已经开始承担家族中男人的责任:放羊、喂牛、挖甘草发菜、收土豆、拾柴火……物质匮乏丝毫没有改变他乐观的天性,院子门口有几块砖,他就能和小伙伴们一起把它铺成宫殿,躺在上面,像个帝王;春天果树花开了,虎虎找来一段绳子,爬上树去造一个秋千,喊小伙伴们过来享受。他对世界充满好奇,可以把自家的鸡蛋放到树梢鸟窝里,也可以不知深浅地把土蜂窝招惹一下,尽管后果是被蜂子蜇得眼睛都睁不开了……甚至他生病时,作为家中“最有学问的人”,会向家里人不容置疑地交待:“先给我找一片安乃近,要是等一下还不行的话,你们再给我来两片四环素。”

多年前,侯德健为了比照台湾和大陆的人文生长模式,打过一个比方:在温室里,撒下一万颗种子,会成活九千九百颗,而在原野上,撒下一万颗种子,也许只有一百颗发芽,然而事情的不可思议之处正在于此——温室里的树苗最高只能长到温室的顶部,而原野上的新芽一旦成长,就会参天。这个比方完全可以移植过来比喻东部发达城市和西部乡村。

2012年的“凤凰视频纪录片大奖”把最高荣誉授予《虎虎》。

安东尼奥尼的《中国》真实吗

颁奖现场,查晓原显然对结果有些意外,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纪录片最高奖项的鼓励。老查自称只是一个纪录片爱好者,他甚至不知道制片人在摄制组里的作用。在国外,像老查这样用心记录社会,以一个人为中心完成作品的纪录片工作者有个统一的称呼,叫“独立导演”或“独立制片人”。

十多年来,国内的独立制片人屡次在国际电影节展上有所斩获。这样一批纪录片,对解剖社会、记录时代不可或缺。这也是我在主流媒体工作时,一直关注独立制片人作品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独立制片人一直是纪录片产业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灵感来源,即便是好莱坞这样已经十分发达的电影工业系统,对于独立制片人也从来不吝惜热情的拥抱。因为他们的存在,可以从观察角度、制作手段以及表现手法等方面,不断给予成熟的产业以新鲜的刺激。

近几年来,国内的独立制片人更加关注人,注意传播效果,同时在影片中传递出温暖、积极、向上的信息。

同志导演范坡坡成名已久,2012年他完成了作品《彩虹伴我心》。影片拍摄了中国大江南北的六位妈妈,她们用亲身经历讲述了与同性恋孩子相处的故事。

同性恋在中国已经不是特别敏感,然而公共传播平台一直对此讳莫如深。此前一些表现这类主题的纪录片作品,主人公大都是两类人:一类是无助、痛苦、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一类是先锋时尚、充满反叛和不妥协的斗士。

《彩虹伴我心》则展现了一个个完全生活在正常家庭的同性恋伴侣。他们勤奋好学、善良质朴、对父母孝顺有加……完全是“正常社会”的一分子,让人对他们的生活状态、行为状态多了很多理解。

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纪录片此时恰恰应该是沟通的使者。

独立制片人为时代留存影像历史的价值,是主流媒体难以企及的。诗人沈洁2012年完成了作品《二》。在西南的群山中,导演的镜头逼视生活,那是一个在乡镇上整日东游西荡,无所事事的十四岁少年——周海二。

影片开头是一个长达两分四十五秒的镜头:海二跪在家门前,背景是昏暗灯光下喂养妹妹的母亲。父亲不停地入画出画,用巴掌、脚和棍棒教训着主人公。海二时而啜泣,但更多是蔑视般的沉默……真实到有些惊悚的画面,很容易让人想起摄影师卡帕那句话:“如果你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沈洁寸步不离地观察着海二的一切,飙摩托、泡发廊、帮小弟打架……貌似杂乱无章的生活里,你能感受到一个乡间少年的野蛮生长,以及他周遭日渐凋敝乡村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际媒体把眼光聚焦到了国内独立制片人身上,他们希望了解正在经历快速发展的中国,也希望看到为了发展付出的代价。

在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上,所谓的真实究竟是否存在一直是学界热衷探讨的,但始终得不到结论。其实举个例子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在国内制作的历史纪录片中,每每提及1970年代,使用那个时代的资料画面,几乎每位编导都会不由自主选择安东尼奥尼的《中国》——这部在当时被我们认为“极不真实”的纪录片。

真实更多时候要靠常识判定。

我的教堂

几乎一个月内,80后导演金华青凭借短片《花朵》,在三个国内外节展上折桂。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奖项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奖”。这部影片从一所杂技学校开始:几个同学操练着不同的项目,毕业考试将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着墨较多的一位学员,已在这里读了四年,作为一名农村孩子,他很希望被杂技院团选中。然而,因为自身条件所限,梦想最后也没能实现。

《花朵》的故事线并不复杂,但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杂技儿童家庭的生存境遇上,使这部影片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高远的主题表达。

获奖当天,金华青在微博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奖应是颁给浙江卫视更确切。”并且@了自己的老板——浙江卫视掌门人夏陈安。浙江卫视的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娱乐节目上,还体现在它一直保留了纪录片创作团队和《人文深呼吸》等纪录片栏目。

2008年至今,金华青一共完成了4部纪录片。《尘埃》调查的是在深圳打工的湖南矽肺病患者,《追梦人》关注的是横店影视基地群众演员,《孤城》则展现了玉门油田留守职工的生活,关心的都是小人物的命运。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体制内”的身份,但作品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作者纪录片的气质。

1990年代兴起中国纪录片运动以来,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曾与主流电视媒体有着某种关联,有些是出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之手,有些干脆就是电视台立项的纪录片作品。进入2000年后,由于电视泛娱乐化的大环境,各电视台的常规纪录片创作力量受到了抑制,大多数纪录片创作人员或闲置或转岗,或从事“重大题材”纪录片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作品渐渐从主流屏幕上消失,或成为弱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内”纪录片人对现实题材的漠视。

2012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殇城》,就是央视导演赵琦的作品。

该片故事背景是汶川地震。北川新旧两座县城,三个经历了生与死的人物,按照各自的路径展开故事。其中一个失去了多位亲人的居委会干部,一直热心重建家园,最后在分新房的问题上,竟然触犯了法律。《殇城》用了三年时间随性地纪实拍摄,尽管没有最终获奖,但也取得了进入电影节销售榜top10的佳绩。

2012年最令我震撼的一部纪录片,也来自一位“体制内”导演之手。朱永涛,河南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导演。

2009年,受电视台派遣,朱永涛来到淅川县拍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纪录片,在完成移民安置宣传任务的同时,青龙村两户农民的生活吸引了他。

六十多岁的杜银花和五十多岁的刘光敏同住在青龙村,他们两家是亲戚,论辈分,刘叫杜“外婆”。她们在一个教堂做礼拜,杜银花还是教会教务小组的负责人。影片一开始,杜婆婆带领教民们学习《路德记》:“路德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子,路德还有一个婆子叫俄洱巴,他们一起要到迦南地去,那是个希望所在。但俄洱巴不坚定……”

2009年,青龙村移民工作开始,按照政府规划,青龙村将一分为二,杜银花等处在淹没线下的村民要搬到新的安置点定居。杜银花得知居民新村没有教堂后非常焦急。一方面,她找到移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她希望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青龙村教堂的房产做成拆迁补偿。这种情况下,原地安置的刘光敏以及其他信徒与她产生了矛盾。

片中,时而是精神层面崇高的教义,时而又是现实里的一地鸡毛,原本的亲人此时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在县宗教局等上级机关的协调下,青龙教堂最终得以保留,而杜银花和一些即将搬迁的村民将要面临没有聚会地点的尴尬。

大规模移民开始了。杜银花把家中的什物收拾妥当,一个人走进了青龙教堂,在神像面前,她缓缓跪下:“主啊,我要走了,我求你与我同在,我想你不会丢弃我。现在,我真像一只旷野里迷途的羔羊,请你再给一次激励。求求你了。”摄影机静静地在一旁,不动声色记录下这长时间的祝祷。

“拍摄的时候,实际上我和主人公一样感到迷茫。”导演朱永涛说。

刘光敏和杜银花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刘光敏被任命为新的教务小组组长,生活一如往常;而在新的居民点,杜银花还在马不停蹄为村民筹建新的聚会场所。

2012年3月,杜银花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当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敌人”刘光敏出现在病房,刘光敏小心翼翼地为这位外婆擦脸、清痰,最后还轻声为她唱起了圣歌。泪水顺着杜银花满是皱纹的脸轻轻落下。

近乎凝滞的镜头,《青龙教堂》庄严地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记录下三年的变迁。看似杂乱无序的生活场景,表现了人、土地和精神信仰多个层面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我看到的片子还不是最终剪辑版本,以我的工作经验判断,现在这部纪录片距离真正的电视播出,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初,金华青的《花朵》在浙江卫视播出的版本只有18分钟,相当于原片长度的一半。这也是目前电视台的现实:不仅在导向方面要有政策上的谨慎,在叙述节奏上还存在收视率方面的考量。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体制内”纪录片人为我们留存的群体记忆,已然成为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影像档案。

责任编辑:袁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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