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的最高标准是否存在？-纪实台-中国网络电视台

首播

重播

首届西安亚洲民间影像年度展（XAFF2012）6月14日——7月15日在西安举行，集中公开放映了包括《铁路沿线》、《老狗》、《差馆2》、《父亲》、《遍地乌金》、《同学》等在内的亚洲地区的40多部优秀作品。影展特别邀请并放映了纪录片基金项目“CNEX”出品的纪录片(编注：据新华社报道，CNEX是由两岸三地热爱纪录片的人士组成的非盈利机构）。借助陕西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及旗下的陕文投影视公司等机构推出，本次影展成为了中国·西安国际民间影像节活动季的重点活动之一，也为民间影像作者创作交流搭建了一个更大的平台。

　　影展期间，一场题为“民间影像版权意识和未来发展”的论坛上，由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主持，香港艺术中心总监邝佩诗，CNEX执行长蒋显斌，策展人曹恺、董钧、王磊，影评人张亚璇，导演杜海滨、黎小锋、王超、刘健、王杨等20余位受邀出席了论坛，就民间影像的“实验性”、播出渠道以及版权、售卖等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张献民表示，“去年在有关民间影像新一轮的研讨之后，出现了若干问题却同指一个方向：纪录片的最高标准是否存在？是否需要去除杂音、建立语言范式包括影像语言的范式？是否存在一个绝对的客观或真实，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描绘和接近它？这些问题的提出，揭示着电影对思想性的新一轮要求。”

创作

纪录片缺乏实验精神？

　　对话人：曹恺（策展人）、王超（导演）、王杨（导演）

　　倒退十年，中国民间纪录片重要特征，就是与专题片式纪录片的创作法背道而驰，叫做“直接电影”。“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 ）源于上世纪60年代美国纪录片人罗伯特·德鲁等人区别于剧情电影的主张：摄影机永远是旁观者，不干涉、排斥一切可能破坏生活原生态的主观介入。因“直接电影”在中国的出现，对“摆拍”形成反作用。长期以来，大众对民间影像存在着误解，认为民间影像就是批判的代表。策展人曹恺觉得究其根源，作者们太爱“直接电影”的规定动作。他说：“同一种题材，用何种语言来阐释，鲜有人动脑子，大部分人都喜欢用‘直接电影’的方式来描述，很少用非常规性的语言来描述。另外一方面，创作语言模式的建立跟作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素养很有关系。”

　　那么，创作语境单一是不是因为对传统继承不够呢？曹恺解释说，民间纪录片对传统的继承并不缺乏，却严重缺乏实验精神。曾经拍摄《安阳婴儿》、《天国》的导演王超对此表示赞同，“同样是纪录片，国内创作者叙事语言非常刻板陈旧。时空打乱、后现代的叙事方式在国外就非常普遍，实验精神是国外导演基本的艺术素养，有实验背景的大师，后续的作品才会富有多样性。”中国在1980年代曾经出现过所谓的探索电影，很快就昙花一现了。王超觉得实验精神的丢失，原因有二：“一方面是商业因素，另一方面是（作者）对自我的一种悲悯心，你太想关切这个事件，很多的同情心、关怀的人性，这种直面的先入为主是令人质疑的。”

　　但民间纪录片不过十几年，“总结性发言”是否言之尚早？曹恺分析说：“民间纪录片历史太短，老的一批还不至于进入博物馆，下一拨人无法为上一代定论。从另外的角度来看，当然不可以用‘实验性’来简单评判作者。有的作者终其一生只用一种创作语言模式，也可能会形成他特有的风格以及线性发展；而有的作者则在创作中逐渐寻求‘波浪式’的变化，这也与作者在某一个阶段对某种语言的倾向性有关。”

　　作为新生代的民间影像代表，80后导演王杨更强调自我意识，“我开始创作时，民间影像已经很强大，我看到了非常多的前辈，但是就实验性来讲，我不愿为了实验而实验；就主观还是客观而言，还是主观观念占主导。我曾经拍摄过一部片子叫《地上-空间》，是拍摄西安城乡接合部，有一部分还非常幼稚，里边有大量的空镜，有人认为它很实验，但我认为那是我的摸索状态，我自己进了那样一个空间，希望能够找到更主观的电影语言更准确地描述真实，而不是现实。”

　　作为曾经一次影展的选片人，曹恺谈了自己的体会，“虽然大多数参选纪录片是‘直接电影’、口述史这些描述方式，我们依然选了一些比较‘实验性’的影片，比如张梦奇的《自画像》，当时我们很纠结，为了给年轻人机会，愣是把一些老同志，像丛峰、林鑫、顾桃的非常棒的片子拉下来，为的就是能多样化一些。我认为纪录片的概念太宽泛了，真的不要排斥任何一种可能性，像王云龙的片子，类似报告文学的拍摄方法，虽然传统，也是要有的，还有像郑阔的片子，很像焦点访谈。在纪录片的一个大范畴里，各种文学性、艺术性，许多种相互交汇时才能产生实验性。尤其是专题片，不要因为某些专题片做坏了，就一概而论，其实民间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专题片。”

传播

民间作者版权意识淡薄？

　　对话人：邝佩诗（香港艺术中心IFVA总监）、黎小锋（导演，同济大学传媒与艺术学院教师）

　　来自香港艺术中心IFVA的总监邝佩诗有着10多年的民间影像操作经验，从IFVA走出了很多像贾樟柯和彭浩翔这样有开创精神的国际导演。谈到民间影像作者对版权意识的淡薄，邝佩诗表示很惋惜，“这么多年来，我们只出版过5张DVD，很多导演之前都没有意识，他们经常会用到别人的影像和音乐，他们之前只是拍了自己想要拍的作品，没有想过有一天会给别人放，版权不清楚的，在香港是绝对不允许的。所以在制作DVD时就出现了问题，这种情况我遇到了很多次。所以，我很想对参加比赛的朋友说，你若希望别人专注你的作品，就必须要注意使用别人的作品，如果你非要用别人的音乐影像，OK，请先搞定版权的问题。”

　　截至2012年4月统计显示，全国共有2138所高校，影视相关的学院在其中比例巨大，影视观摩课是影视相关专业必修的一门课。只要有播映，当然会涉及版权问题。有着导演和高校教师双重身份的黎小锋认为，高校价值观存在相当大的问题。“高校普遍现象是，只认为大片值得收藏，民间影像却无人掏钱。比如上纪录片课，你不给放，学生也想看。所以老师只好花个十几元钱买张盗版的，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邝佩诗和黎小锋不约而同地提出了一个影像图书馆的概念。黎小锋的观点是：“影视机构里有大量图书馆，如果（这些影视机构中）有2000家愿意用买正版的价格来买一部作品，那这个作者就会有一笔相当可观的收入，可以用这笔钱投入到后续的创作中。”现阶段民间影像良莠不齐，又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可以进入图书馆呢？黎小锋建议说：“学校可以请一些专业影评人或者业界专家，出一点费用来进行这个考评和资料的整理工作。”

　　邝佩诗举了英国的例子，认为英国对影像资料的分类整理已经形成了相应的规模，以磁带、光盘、卡片及书本形式建立、传播和利用书目记录，定期全面地报道国内外出版物，提供多功能联机检索并促进文献著录标准化；基本上一个学生去到图书馆可以找到这位作者的文字资料和对应的影像资料，并且也能够找到同时期同类型导演的资料类比。至于在香港，她表示，“香港电影资料馆资源很少，大部分都是商业电影，希望5年之内，能制作一套完整的独立影像图书馆系统，在里边，你只需付很少的费用就可以找到导演的作品的影像，应该有更多的人希望看到，所以，总体上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如果完整的图书馆资料系统能够在未来几年建立，那么意味着个体的散兵游勇的创作者可以进入国家影像体系，不仅能够给专家提供学术上的评价和论证，而且能够满足一部分对民间影像热爱的专业观众无处购买、缺乏对作者的详细了解的缺憾。

市场

新媒体拓宽生存空间？

　　对话人：邝佩诗、蒋显斌（美国，CNEX执行长）、曹恺

　　民间影像始终有一个逃脱不掉的终极问题，你拍给谁看？很多作者不屑于市场。但没有了市场，回收不了成本，作者的持续创作就更加艰难。对于民间影像举步维艰的市场推广，邝佩诗也深感无力。她解释说：“原来民间影像的传播渠道很单一，除了参加电影节就是影展，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市场。”她着重强调了原本处于零食地位的短片市场，“一直以来长片市场比较传统，占据霸主的地位，香港本来也是商业片的天下，艺术片真的很难做，短片基本看不到市场。但由于新媒体的介入，使得短片生存空间多了很多。除了在电影院放映，在电视台有不同的频道可以播放，除了电视频道，还有手机、飞机、大型商场等媒介都值得一试。而且最主要的是，短片的成本很低。”CNEX曾投资参与制作的纪录片《音乐人生》、《街舞狂潮》，以及代理发行的《乘着光影旅行》市场反馈都很不错，CNEX执行长蒋显斌经常出入各大国际纪录片市场，他介绍说：“我们其实经常犯的错误是，销售是等到片子拍完了以后再考虑的问题。”他提出了一个“观念同步”的概念：“不光是要做到前期投资商、制片人、导演制作观念同步，而且在商业计划部分要尽量做到细化。应该能够将纪录片类型化，分成专属市场。我经常会去一些国际市场，我发现纪录片还是人文艺术、科学方向的购买量大。我知道现在国内也在紧跟脚步，苏州就有一个纪录片产权交易市场。这都是非常好的现象。”蒋显斌透露，“微纪录片在未来会大有发展，因为新媒体出现后，快速、随时随地就变成了优势，微纪录片成本低并且方便收看。”在这一点上，曹恺也非常认同新媒体样态，他随即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刘健的动画原创长片《刺痛我》，一经上线已经有了50万的点击量。现在《刺痛我》已经基本收回成本。

　　不管如何，民间影像是退而求其精神写作，还是进而占据一片市场，都将为民间影像后来者预留了更多想象空间。

责任编辑：袁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