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衡的“平衡”

———我看彭辉的纪录片《平衡》

彭辉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6月07日 14:45 A-A+
扫一扫，观看精彩纪录大片

原标题：

文/张长青

看完这部长达168分钟的纪录片，我相信，凡是有良知的人，他的心应该是不平静的。这部纪录片应邀在上海复旦大学放映之前，我曾有过担心，因为要让一个人，在168分钟的时间里，静静地坐在那儿看完一部纪录片，似乎是不太可能的，尤其是大学生们。事实上，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现实是,在偌大的电影放映厅里，几百名非常挑剔的大学生们，以他们的方式，用激情接受着《平衡》，用热血拥抱着《平衡》。以至于在放映后的那几天里，在整个复旦大学的校园，可可西里，扎巴多杰，野牦牛队，藏羚羊，几乎成为了大学生们谈论的主要话题。

我以为，在今天纪录片的创作中，有关生物多样性方面题材的纪录片是不多见的，而把人与动物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的纪录片更是不多见。而彭辉的纪录片《平衡》很好地完成了这一结合。

看彭辉的纪录片《平衡》，就如同你在关注可可西里，关注扎巴多杰，关注野牦牛队，关注藏羚羊。《平衡》中，无论是可可西里的自然风光，还是扎巴多杰、野牦牛队以及受到人类无情伤害濒临灭亡的藏羚羊，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命运都不得不让你产生联想和思考，尤其是片中作者对人类理想目标的关怀及人文主义色彩，无时不在启迪着人们在认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与生俱来的力量与弱点，无论是谁，只要认真观察，就会从彭辉的《平衡》中发现自己，了解自己。难怪当《平衡》在北京小范围播映时，一位在北京广播学院正准备考研究生的大学生看完该片，便毅然放弃了考研的准备，自费去了可可西里……

在这部纪录片中，我们真实地感受和真实地体会到了，在残杀藏羚羊和保护藏羚羊的斗争中，人类对自己歇斯底里丑恶的放纵与麻木，同时也倾听了，在一种悲壮与凝重的氛围里藏羚羊的保护神——扎巴多杰和他的野牦牛队的无助与无奈，并在一种不轻松的故事情节的展开中，折射出他们生存条件与现实环境的苦涩。的确《平衡》中的现实主义手法令人感觉到他对时弊的尖锐剖析，“真实”得有点残忍。但正是这种“真实”得有点残忍的真实中，一种真实生命的涌动一种灵魂激情地昭示，使我们感觉到了彭辉纪录片创作中所蕴臧的智慧，而这种智慧是彭辉思索的结果。

这让我想起米兰·昆德拉喜欢的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还是借用米兰·昆德拉的解释：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唐·吉柯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又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请。欧州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了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

回顾这几年我们纪录片的创作，我相信每一位创作者，在题材的选择上，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的关怀，毫无疑问都是我们这些创作者们高举的大旗，但实际的情况是在这面大旗的辉映下，我们很少看到鲜活的人物，尤其是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出现。我以为，在文学艺术的创作中，最见功力的无外乎的就是人物形象地塑造。无论是小说、电影、话剧、绘画等，都离不开有血有肉和真情实感的人。在中外文学艺术人物的长廊中，能在人们头脑中扎下根来，能在人们口头上经常传诵的，我以为这些人物就是我们生活中自己的本质。所以，哪怕是上千年、上百年，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作品并不会因为时间的关系而过时，相反却成为了我们今天生活的写照与人自生对照的经典。那么，说到纪录片，我认为也毫不例外。

但遗憾的是在近几年的纪录片的创作中，我们很少看到有鲜活与丰满的人物出现。就是在我们纪录片圈内叫好，又到国外去参评为数较多的纪录片中，对于在人物的塑造上颇见功力的纪录片是不多的。就说那些得了奖，而且是鼓噪一时的纪录片，有些也最多是把一个故事给讲清楚了，使人们知道了，有那么一个地方，人们的生存状态是怎么回事儿，那里的风俗又是怎么回事儿，如果纪录片只是这种具有单一对生活场景的记录的功能是不够的。我以为这样也叫做纪录片的话，至少是不完整的，是有缺陷的，因为人物的塑造依然是纪录片创作的核心和灵魂。

澳大利亚纪录片制作人鲍伯·康纳里、罗宾·安德森在1997年制作的纪录片《队伍中的老鼠》，当他们在回顾这部纪录片的创作时，他们认为：“在拍摄与剪辑过程中，我们最关心的是认识事情展开过程中的关键人物。然后我们向小说家一样，展现他们的心理活动和他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将完全敞开他们中的一切复杂性和冲突，一切人类本性决定下可能发生的事情。最终的结果是让人物说话，也就是说在一切的不经意中，完成对人物的塑造。”

事实上，这是一种纪录片创作的理念。鲍伯·康纳里和罗宾·安德森始终将这一理念贯穿在他们纪录片的创作之中。

《队伍中的老鼠》之所以在澳大利亚播映时引起轰动，就因为作品真实地展示了在市长办公室里发生的故事。观众在为作品欢呼的同时，认为他反映了我们生活的真实。

我相信，当彭辉的纪录片《平衡》在公映之后，所引起的反响也一定是巨大的。因为彭辉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客观地记录了一位捍卫地球生命的角斗士，并用生命的激情把扎巴多杰这样一位当代英雄血淋淋地从可可西里推到了我们的面前，尤其是片中跌宕起伏的情感展示以及情节发展的层层推进，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关于悲剧的名言：“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开来给人看。”而纪录片《平衡》正是把身处可可西里高原的扎巴多杰撕裂开来给人看。

扎巴多杰是一只高原的雄鹰。他的强悍，他的顽强，他的不屈不扰，便决定了他的精神家园属于可可西里，属于生长在高原的野生动物，属于野牦牛队。因为扎巴多杰的精神家园，正如卡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

从这个角度来讲，扎巴多杰的精神家园是建造在人类与动物和谐发展与地球生命长存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因为在可可西里，扎巴多杰已经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体，在完成着自身美的塑造。这时的扎巴多杰，已是作为人类的一个代表，在自己处境的一种不平衡中，用人类的共同精神，捍卫着人与生态的平衡，用人类共有的对自然美的理想捍卫着地球生命的平衡。因为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境界的人，他才能具有一种完整的人格力量与魅力，也只有具有这样一种品格的人，扎巴多杰才会在西部工委前任书记索南达杰牺牲后，才有可能义无反顾的承担起保卫可可西里自然资源、野生动物的责任。无疑，可可西里即是人类对象化的产物，也是扎巴多杰对象化的产物，而彭辉正是按照这种“美的规律”来拍摄《平衡》。

事实上，在彭辉的《平衡》中，扎巴多杰的这种责任并非是一种外化的形式在传递，或者说是创作者的强加，它是在一种无声无息，层层递进的不断深入中，使观众对扎巴多杰这个人物，由认识到尊重，再由尊重,升华到爱戴又到敬仰，扎巴多杰这个人物的形象，就这样在观众的关注下，逐渐丰满起来并深深地扎了根。

在2000年上海国际电视节上，当彭辉的纪录片《平衡》放映完毕后，曾经以纪录片《壁画后面的故事》而闻名、现任山东电视台副台长的祝丽华说道：“《平衡》是我这几年看到的最好的纪录片，要在纪录片的创作中，把人物刻划得这样鲜活，这样的有血有肉而且故事又是这样的耐看，的确不容易。”

我相信，作为同行，祝丽华说这番话是真诚的。

对现实中发生的种种现象进行一种理性的思考，是纪录片创作者以良心为动力的。现实在发展变化，人们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对历史作出评价之外，也应当从道德良心上对历史作出评判。如果承认我们处在现实之中，承认我们的现实并非通体光明，那么，纪录片创作者就不能放弃对现实的责任，就不能放弃精神灯火对现实的照耀。光明并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它是来自于人的良知，来自于人的良心。把现实存在放在良心的天平上，是一个人、也是一个纪录片创作者，敢不敢对现实作出一种理性追问，也是对自己良心的考验。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彭辉在青藏高原的可可西里的拍摄已经作出了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讲，要做到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尤其是今天充满着物欲利诱的社会。

用著名纪录片专家朱景和的话来说：“彭辉的《平衡》，是一部以良心、理性与真情，采用纪实手法表现现实主义非常优秀的作品。而我却认为这部纪录片是彭辉直面现实的艺术勇气及理性精神透视的结果，这一点，在我们当前纪录片的创作中恰恰是最难能可贵的，难得的。”

客观地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在我们目前纪录片的创作中，还处于一个薄弱环节。造成这种原因的根本是我们的一些纪录片创作者，没有把人物的塑造放在一个重要的创作地位，而是一昧地强调生活流程的记录。试想，在一部片子中，人物都立不起来，这种生活的流程，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这样，哪里的生活流程不都是一样吗？还用得着你去记录？

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人物内心的挖掘，在彭辉以往纪录片的创作中，也是一脉相承的。如前几年拍摄的《王老汉和他的儿女们》、《空山》、《背篓电影院》等。

人物的塑造，在彭辉纪录片的创作中均是作为故事发展的载体，因此，所有关于人的命运的悲欢离合，所有关于生活的艰辛与痛苦，都不是通过所谓的人们常说的生活流程来体现，而是紧紧地抓住人物这根主线来发掘主题，从而完成纪录片记录历史的功能。

所以，我们在看完了《王老汉和他的儿女们》这部纪录片，使我们从王老汉的身上看到了中国农村20年改革成功，在农村一个家庭里的缩影；在《空山》里，我们通过宋云国、何通远，使人们了解到了在中国四川北部旱魃肆虐一个叫空山坝的地方，并且通过这两个人物，使我们感觉到了他们对水的寻觅，隐喻着人类对生存的渴望。以至于《空山》、《背篓电影院》，先后多次在法国国际视听节、法国国际环境电影节、匈牙利国际视觉艺术电影节、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等一些颇有影响的国际电影节获得大奖和提名，是不足为怪的。

我记得，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著名电视艺术家陈汉元先生在评论彭辉的《平衡》时，他说：“彭辉拍纪录片，他对手中的摄像机，并非是在玩，而是在用心去感受、去体会。谁要去玩，在可可西里那样一个恶劣而又艰苦的环境里是玩不出来的，不信你去试试。”

用彭辉自己的话来说：“我就是希望通过扎巴多杰这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思想，编织出一张能够透视出人类在对待地球生命的关爱中，反观自己行为与心灵的网来，从而进行思考。”

彭辉的这种思考正是《平衡》取得成功的基础，而完全的成功是由于他把握了“真实是生命、激情是灵魂”的创作原则，使人们在一种冷峻、凝重与激情澎湃的168分钟的时空里，触发着人们对可可西里，对野牦牛队的认知。我想，这就是彭辉的纪录片《平衡》。

200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