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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空空的镜框——纪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录

孙曾田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东方全纪录 2012年02月27日 10:15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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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灵去映照

  刘 我从你和吕新雨以及和王慰慈(台湾淡江大学传播系)的访谈录中,看到了一个问题。在你身上存在着一个“异化现象”,当然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包括我自身。这就是,你曾经创作了有价值的作品,现在返回头来,这个“有价值”的概念又束缚了你。我从你的谈话里,找出了一些这样的词语——“下一步,要拍些大题材”、“纪录重大历史事件”、“大制作”、“责任”、“对文化人类学有价值”、“将东方文化融入”……“不自信”、“困惑”、“迷惘”……原谅我的直率,我当时看到这些,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有一个直觉,就是感到高高翘起的大尾巴,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你知道你为什么困惑、迷茫?

  孙 我觉得纪录片的主流应该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大题材,我渴望拍这一类的题材,但这类题材现实性太强,不容你表达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这是让我们搞纪录片创作的人感到可叹的地方。有时感觉,有些历史大题材应该纪录,却没有人纪录,我不一定干得好,就是感到有一种责任。但因为体制的问题、时间精力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思想观念的问题等等的困扰,还总想突破过去,难免会迷惘、困惑。

  或许我就像别人说的那样,属于艺术感觉较好的那一类。但纪录片不仅仅是玩感觉的,也不是属于小资情调的,它应该是写史的,是属于写在竹简上的那种东西。比如三峡工程,如此大的事件,我们应该关注,而《三峡白龙舟》只是纪录了一点点,纪录的是在三峡工程大背景下,一个还在江里扬帆驾船的老人,他撑的是长江上最后的一片白帆船。《祖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纪录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知青的题材,我一直想拍。

  刘 实际上,我想说的不是你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的问题。我想说从《三峡白龙舟》、《黄河一日》、《点击黄河》到《祖屋》,它们的确都属于有价值纪录的,是大题材、有历史意义的,但是与《山神》、《神鹿》这类你认为是“边缘题材”的作品相比,它们的影响力或者说对观众的震撼力为什么没有后者大?

  孙 你认为这些作品做得不好吗?

  刘 在这里,我们说的不是好坏的问题,我只想追问,在你实现了所谓的“价值”、完成了“大制作”之后,你遗忘了什么?或者说,《山神》和《神鹿》最根本是因为什么而成功的?

  孙 纪录心灵的感动!

  刘 对,你曾经有过的心灵震颤和那种发自心底想要表达倾心所爱的冲动,好像没有了。你失去了心灵的感动。当初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么拍对不对,拍错了怎么办”的问题。你边拍边思索,并没有以某个现成的概念为“衡量标准”,也没有去印证某个现成的概念,而在纪录本身,在你心灵的映照中,找到了答案。

  孙 但,我并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别人。我只想超越自己,去完成纪录片应该完成的事。

  刘 你现在又遇到的问题是“有价值,还是没价值”。但你没有回到心灵,而是在你自己的心灵之外,又给自己高高地树起了一个“价值”、“超越”、“责任”的标准。于是,你努力追求,达不到;于是,你不自信;于是,你痛苦、迷惘。

  孙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人生观,就是要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实现远大的抱负,要有所作为。老得给自己立个宏伟目标,老得去想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才有意义。

  刘 问题不在理想和抱负上,而在于人们大多忽略了生命本身,忽略了生命当下的心灵冲动。实际上,咱们的老祖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位禅师说:“空乃及第归”。倒空你头脑中所有的成见、概念、标准……你将听到心灵的声音。道家也讲“虚无”,但“虚无”并不是指空洞无物,而是指大道无形无象,“无”中才能“生有”,不要再另立一个人为的标准。所以,老子说“美之为美,斯恶矣” 。不要用概念去认识生活。这,不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吗?

  孙 看来,这正像中国的水墨画,笔墨走在纸上是心灵的一种映照,可后人大多只孤立地去追求笔道或笔意了。我的感受很敏锐,找题材也不难。当然,题材无所谓大小,大就是小,小中可见大嘛。同时,我现在对纪实语言的把握也没什么问题。看来,心灵还得自己去表现、自己去吟唱。

  刘 真正的东方文化的精髓就是直逼当下生命的本来。它是一种“审美直觉”,是一种实践理性,也是一种率性而为的“乐感文化”。咱们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从屈原对天、对生命的叩问中,从李白对人与自然、宇宙的高度和谐的理想追求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可是,东方文化还有另一种扭曲的形态,这就是从西汉的董仲舒以来形成的。董仲舒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倡导儒学为正统,提出了“三纲五常”,形成了一套“父慈子孝”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儒家学说从此带上了“功利”色彩。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又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于是“人性”被合乎“天理”的道德制约着、规范着。在生命的本来之外,又立了个“道德”的标准。乐感文化,没了。东方文化,从此被一种封建小农的理想和道德扭曲着。

  这种无视生命的本来,却另立标准的做法,确实是由来已久了。其实,过去、未来就凝聚在当下。当下的生命冲动就是主题。

  孙 的确,纪录了当下,就是纪录了生命的轨迹,它凝聚着生命的过去和未来。难道,我们可以不讲理性了吗?

  刘 不,不是不讲理性。在这里,理性应该是盐,而不是刀。知识、阅历、经验等等生活中的一切,在这里就整体地成为你“当下生命冲动”的根基,也成为你心灵映照的根基,而不会成为“异化”你的绳索。有意思的是,那位西方前卫艺术家的鼻祖杜桑也发出同样的质问:“艺术为什么不可以是生活本身?”

  孙 是,纪录片为什么不可以是生活本身。看来,我还是应该再拿起摄像机,纪录一些心灵感动的东西。

  刘 这,也正是在我的“企图”中包含着的“希望”。

  2005年6月21日 重新整理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博士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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