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空空的镜框——纪录片编导孙曾田访谈录

孙曾田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东方全纪录 2012年02月27日 10:15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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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心灵去映照

　　刘 我从你和吕新雨以及和王慰慈(台湾淡江大学传播系)的访谈录中，看到了一个问题。在你身上存在着一个“异化现象”，当然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着的问题，包括我自身。这就是，你曾经创作了有价值的作品，现在返回头来，这个“有价值”的概念又束缚了你。我从你的谈话里，找出了一些这样的词语——“下一步，要拍些大题材”、“纪录重大历史事件”、“大制作”、“责任”、“对文化人类学有价值”、“将东方文化融入”……“不自信”、“困惑”、“迷惘”……原谅我的直率，我当时看到这些，还说不清楚为什么，只有一个直觉，就是感到高高翘起的大尾巴，却缺少一个强有力的支撑 。你知道你为什么困惑、迷茫？

　　孙 我觉得纪录片的主流应该是关注现实社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大题材，我渴望拍这一类的题材，但这类题材现实性太强，不容你表达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这是让我们搞纪录片创作的人感到可叹的地方。有时感觉，有些历史大题材应该纪录，却没有人纪录，我不一定干得好，就是感到有一种责任。但因为体制的问题、时间精力的问题、资金的问题、思想观念的问题等等的困扰，还总想突破过去，难免会迷惘、困惑。

　　或许我就像别人说的那样，属于艺术感觉较好的那一类。但纪录片不仅仅是玩感觉的，也不是属于小资情调的，它应该是写史的，是属于写在竹简上的那种东西。比如三峡工程，如此大的事件，我们应该关注，而《三峡白龙舟》只是纪录了一点点，纪录的是在三峡工程大背景下，一个还在江里扬帆驾船的老人，他撑的是长江上最后的一片白帆船。《祖屋》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缩影，纪录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还有知青的题材，我一直想拍。

　　刘 实际上，我想说的不是你该拍什么，不该拍什么的问题。我想说从《三峡白龙舟》、《黄河一日》、《点击黄河》到《祖屋》，它们的确都属于有价值纪录的，是大题材、有历史意义的，但是与《山神》、《神鹿》这类你认为是“边缘题材”的作品相比，它们的影响力或者说对观众的震撼力为什么没有后者大？

　　孙 你认为这些作品做得不好吗？

　　刘 在这里，我们说的不是好坏的问题，我只想追问，在你实现了所谓的“价值”、完成了“大制作”之后，你遗忘了什么？或者说，《山神》和《神鹿》最根本是因为什么而成功的？

　　孙 纪录心灵的感动！

　　刘 对，你曾经有过的心灵震颤和那种发自心底想要表达倾心所爱的冲动，好像没有了。你失去了心灵的感动。当初你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么拍对不对，拍错了怎么办”的问题。你边拍边思索，并没有以某个现成的概念为“衡量标准”，也没有去印证某个现成的概念，而在纪录本身，在你心灵的映照中，找到了答案。

　　孙 但，我并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别人。我只想超越自己，去完成纪录片应该完成的事。

　　刘 你现在又遇到的问题是“有价值，还是没价值”。但你没有回到心灵，而是在你自己的心灵之外，又给自己高高地树起了一个“价值”、“超越”、“责任”的标准。于是，你努力追求，达不到；于是，你不自信；于是，你痛苦、迷惘。

　　孙 的确是这样的。我们这一代人从小所受的教育，所接受的人生观，就是要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实现远大的抱负，要有所作为。老得给自己立个宏伟目标，老得去想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才有意义。

　　刘 问题不在理想和抱负上，而在于人们大多忽略了生命本身，忽略了生命当下的心灵冲动。实际上，咱们的老祖宗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有位禅师说：“空乃及第归”。倒空你头脑中所有的成见、概念、标准……你将听到心灵的声音。道家也讲“虚无”，但“虚无”并不是指空洞无物，而是指大道无形无象，“无”中才能“生有”，不要再另立一个人为的标准。所以，老子说“美之为美，斯恶矣” 。不要用概念去认识生活。这，不就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吗？

　　孙 看来，这正像中国的水墨画，笔墨走在纸上是心灵的一种映照，可后人大多只孤立地去追求笔道或笔意了。我的感受很敏锐，找题材也不难。当然，题材无所谓大小，大就是小，小中可见大嘛。同时，我现在对纪实语言的把握也没什么问题。看来，心灵还得自己去表现、自己去吟唱。

　　刘 真正的东方文化的精髓就是直逼当下生命的本来。它是一种“审美直觉”，是一种实践理性，也是一种率性而为的“乐感文化”。咱们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从屈原对天、对生命的叩问中，从李白对人与自然、宇宙的高度和谐的理想追求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可是，东方文化还有另一种扭曲的形态，这就是从西汉的董仲舒以来形成的。董仲舒为了统治阶级利益的需要，倡导儒学为正统，提出了“三纲五常”，形成了一套“父慈子孝”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体系，儒家学说从此带上了“功利”色彩。到了宋朝，“程朱理学”又倡导“存天理，灭人欲”，于是“人性”被合乎“天理”的道德制约着、规范着。在生命的本来之外，又立了个“道德”的标准。乐感文化，没了。东方文化，从此被一种封建小农的理想和道德扭曲着。

　　这种无视生命的本来，却另立标准的做法，确实是由来已久了。其实，过去、未来就凝聚在当下。当下的生命冲动就是主题。

　　孙 的确，纪录了当下，就是纪录了生命的轨迹，它凝聚着生命的过去和未来。难道，我们可以不讲理性了吗？

　　刘 不，不是不讲理性。在这里，理性应该是盐，而不是刀。知识、阅历、经验等等生活中的一切，在这里就整体地成为你“当下生命冲动”的根基，也成为你心灵映照的根基，而不会成为“异化”你的绳索。有意思的是，那位西方前卫艺术家的鼻祖杜桑也发出同样的质问：“艺术为什么不可以是生活本身？”

　　孙 是，纪录片为什么不可以是生活本身。看来，我还是应该再拿起摄像机，纪录一些心灵感动的东西。

　　刘 这，也正是在我的“企图”中包含着的“希望”。

　　2005年6月21日 重新整理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 博士生·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