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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纪录
BQ;您怎么看待现在的纪录片？
S：按照自己的思想完成的记录，它是在一种不被干扰的前提下的真实，真实才是有价值的。独立的制作人，他不会受到经济上、宣传口令上的限制，他能凭借着直觉和他的价值标准来创作，是一种个人化的记录方式。纪录片的价值就在于它有一种独立的品质，个人所扮演记录者的角色也就有了意义。
BQ：能否理解成，纪录片最大的价值在于独立思考？
S：是的，纪录片的第一因素就是看它的独立性问题，外国和中国的葡萄都是葡萄，怎么不一样？外国的是雨水灌溉的，中国的是人工浇灌的。
BQ：我很好奇为什么您做了二十年的电视人，却一直钟情于纪录片？
S：和其他的电视种类相比纪录片是一种创作，我非常有兴趣这种个人的发挥，最开始是兴趣，但是阅历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仅仅是兴趣，而是责任感。不一样的是我会做纪录片，如果我不做，我的东西就不会留下来，希望以后还是用我的方式做纪录片,体现我个人思想的东西。
BQ：现在的年轻人对纪录片的关注度似乎并不强烈，您怎么看待纪录片当下的影响力？
S：有一段时间我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才去做栏目的。我在电视台的岗位已经是倒计时了，我的能力有限，对我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留下历史，我觉得这个事和谭嗣同的事迹一样。他是完全有条件不死的，他是故意死的，他觉得中国革命应该有流血牺牲，觉得改革应该用血擦亮中国人的眼睛，其实他死了中国人的眼睛也没被擦亮，他认为他死了以后就会有无数个谭嗣同站起来，其实没有，很长时间没有，人们都在观望，但你要坚信你的理想当中可能会有人和你有共鸣，会有人在乎你的举动。
辉煌·责任
BQ:《实话实说》是您1996年三月份办起来的，您最初的想法是什么？
S：也是理想支配下的产物，那个年代的人们要比现在充实向上，积极浪漫，我当时产生了一个浪漫的想法，让老百姓发表不同的看法，这就是民主化的一种推动。我特别欣赏国外的脱口秀栏目，特别请了一个台湾的同行，在1995年的时候就在《东方时空》做了一个《实话实说》的雏形，正式推出是在3月16日，之前就是《东方时空》的特别节目，讲述一个武汉骑自行车的人路过东湖听见有人喊救命，他就跳下去了，结果那水很浅，是一个孩子的恶作剧，可他的颈椎折断了，成了高位截瘫，等那孩子长大了上了大学，实在是受不了这十几年来道德上的谴责，还是带着他的父亲去找那个人，讲清原因要给予赔偿。
BQ：现在的地方电视台节目都是比较雷同，您怎么看？
S：这是通病，美国的三大广播网，也是差不多的，节目好坏还是要看主持人的素质。
BQ：您觉得电视业未来的突破口在哪儿？
S：在中国来看发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但是就世界来看，电视也在走下坡路，像当年电视挑战露天电影广播，现在电视被网络挑战。
BQ：广播占据着很小的市场，电视产业竞争很激烈，连《新闻联播》都试图改版了。
S：那个挺难改的，改革的突破口就是它的语言习惯问题，电视台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惯性，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去说话，说的都是套话。
BQ：您觉得中国电视业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有人说离政治性越来越远了？
S：多媒体时代老百姓的渠道多了，表达的空间也变化了，如果电视不能适应这种潮流，一定会被淘汰的，传播技术的改变导致传播理念的改变，这是正常的。
BQ：您怎么看待年轻人和你们老一辈纪录人的差异性？
S：他们一般是出于兴趣，而我们是职业的探索，我把那当成了一种理想，而他们则是本能觉得是这样的，他们的本能不像我们不仅在挣扎，还要承受内心的折磨，他们是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像玩摇滚一样。我以前采访崔健，我问他怎么想到玩摇滚，他说就是舒服，所以这是一种本能，我们和这些年轻人不一样，我们是在探索，背着包袱，有责任心在里面，因为我是学习这个专业的，就是想在专业上有所建树，有责任弄清真相，他们的时代和我不一样，我们那个时候的纪录片很少有人看。
BQ：您算是见证过我们国家变迁的一代人，从普通的老百姓的角度而言，历经这种国家的变迁是种怎样的感受？
S：我的家史挺难写的，我父亲参军，但是我家是地主，没给人当过长工，也不是贫农。因为出身问题我不能当济南市的“革委会”的委员。
BQ：这个有很大的影响吗？
S：本来没有影响,但是使我不得不付出很多。我们那个时候的学校是山东最好的学校，我是学校的学习标兵，之后每天早上起来，天还没亮就去扫地、生炉子，特别的积极进步，乐于助人。
文/本刊记者 顾雪 摄影/本刊记者 解飞部分图片/CFP
（本刊实习记者陈亚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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