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大连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
李汝建和各位纪录片导演们:
你们好,也向你们拜个年。看了你们的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的生活》,很兴奋、激动,向你们祝贺。我在中央电视台大型文献片《伟大的历程》座谈会上提到了你们的作品并作了比较分析,应当说两套作品都是好作品,都有保存价值。为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从中央台到各地方台拍了不少纪录片、专题片,《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独具特色的一套,从电视纪录片创作上说是开创了一种新样式。在这点上,你们应当很好地总结经验,以推动中国纪录片的整体发展。就你们的作品,我想谈一些意见,拿中央台的作比较,可能更能表达我的观点。
前面我已经说了,两套作品都是好作品,都值得一说(要知道中国影视中有太多不值得去说的作品了。)这不存在优劣、高低,而是不同的特点。
中央台的七集大型电视文献片《伟大的历程》,分集名为:“历史转折”、“春暖大地”、“大潮涌动”、“激流勇进”、“世纪跨越”、“发展新篇”、“复兴伟业”。
大连台的电视系列纪录片《我们的生活》分集名为:“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菜价调查”、“股市和股民”、“戚秀玉职业介绍所见闻”、“船厂农民工”、“农民说电影”……
比较两套集名,我们发现其中的差异。
中国“逢五”、“逢十”、“逢六十”、“逢百”,总要制作“纪念片”,建党、建国、建军都要作,《伟大的历程》和《我们的生活》也是“纪念片”。大多的创作者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成“丰碑”或权威的“历史教科书”。中央台的《伟大和历程》就属于一种具有大局观的作品,作品仿佛是传达一种“中央的声音”,影像所纪录的也是中央决策者或民众中的“时代精英”。他们是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真正动力。大连电视台的《我们的生活》是一种降到了地上、深入到每个普通百姓生活中的纪录片,它关注的是衣食住行、柴米油盐、教育、医疗、婚姻、养老这一类具体琐事。创作者所关注的,正是广大观众所关注的,这就使作品有一种亲近感、亲切感。
这里有一个话语权问题:在纪录片创作中让谁“说话”?这涉及到作品文本的核心基础。我们不是说“应当相信群众”,多倾听群众的声音吗?为什么很多的纪录片总是通过“画外音”、“旁白”在传达作者的观点,去教育群众呢?大连电视台《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视“我们”,拍摄者和被摄者是平等地探讨生活中的问题:三十年改革开放中的变化和现存的问题。这是一种多声部的“群众之声”,树林里鸟多了好,只有一种鸟、甚至只有一只鸟是热闹不起来的。这套纪录片很好地体现了党和政府倡导的“群言堂”和社会主义民主。老百姓的话,什么都会有,这是正常的,通过电视纪录片作社会调查和国情调查,这套纪录片可说是一部较有价值、有深度的开创。由于要公开播放,我注意到你们在编辑过程中已有所处理,没有出现太过分的、荒腔走板的言行,保持着纪录片的客观、真实本性。离普通百姓近一点、更近一点,看到他们的汗水,听到他们的心声,这就能体现拍摄者与被摄者的良性互动关系。作品的生命力和温热感亦由此而生。这种创作态度和方法,你们务必坚持下去。
《我们的生活》基本是遵循真实电影的创作方法。纪录片大师伊文思带来了这种方法,推动了中国纪录片的创作。伊文思将“纪录”和“纪录片”作了区分,也反对所谓的“纯客观”、反对不尊重拍摄对象的“偷拍”,在这些方面你们的创作团队作得比较好。真实电影是纪录电影的基础,尤其对新闻性的纪录片更为重要。
这套作品的创作方法可以分几类:一类是围绕一个主题(问题)展开的社会调查,例如《你对现在的生活满意吗?》、《菜价调查》、《跑一跑,跳一跳》、《时尚现象》……。这一类作品随意性强,在出其不意中会触发一种特殊的真实。这种社会调查、新闻式的纪录片保存了生命的鲜活,你们在编辑中将无序的生活变成了作品的有序。我们也从中看到了生活的变化,不仅是物质可见的,也包括了精神、观念上的变化。另一类是以一个人物出发而引出问题的,例如《戚秀玉职业介绍所》、《群英楼牟传仁名菜》、《杨道立与服装节》、《高满堂:感谢时代,感谢生活》……。以人物的变化展示单位、机构、大型活动、创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间的兴衰变化,很形象、生动和有情感色彩。纪录片的“故事”是人物命运的变化曲折、失败成功,它和时代的变化紧密相连。很多故事是“隐性”的,多靠观众从散点的生活情状、细节,通过思考结构起来的。《与海参打交道的人》就是很成功的一集。邓刚,一个普通工人,生活困难靠“泡病假条”下深海捕捞海参,吃尽了皮肉之苦,但他从这苦中浸润了生活的营养,感悟了生活的哲理:天越冷、你越苦,就会有大收获。他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成为海洋系列作品作家,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故事很传奇,但很实在,就像讲着你、我、他的故事。每一个生命都隐含着无数的故事,纪录片作者只是去发现和梳理故事,而不是在头脑中“创造”故事。你们有很强的创作团队,经历了真实电影、声画构成的阶段,今后可以探索纪录片故事化之路,我指的不是什么”真实再现“或混淆纪录片剧情片界线的方法,而是沿着纪录片创作规律、坚持纪录片价值观的方法。核心问题还是人的问题、人的命运的人文关怀和拍摄者与被摄者的互动关系问题。学会通过生活情状和人与人之间的肢体语言去挖掘现象背后的故事,又是纪录片创作中有吸引力的课题。《婚姻登记》中的两对新人(特别是后一对新人)。我对他们说的什么“责任感”之类的话并不感兴趣,在登记的一刻,似乎有一种更重要的东西出现了,这是语言所无法表达的。我们从他们现在的状态,马上会有一种“前史”的联想,观众从自身经验,参与了一种“创作”,这比一个实实在在的故事要更有意思。你们也许会注意到,作为“面”的普查类纪录片不会像以“点”(即以人或一个单位)作纪录的作品能更加深入,也更能吸引人,但两类片子都是有价值的。
创作中有一些问题,我想提出来和你们研究。真实电影早期,法国的鲁什就作过“街头提问”,你们的问题很有中国特点,也很直截了当,但我更希望和国际相接轨。例如:外国人一般不问女性年龄,更不问人的收入多少。炒股资金、具体一般也不问,除了他主动向你讲。提问时的语气也应注意,平和一些,商量式的会好一些,不要给人一种压力感,更不能有不平等的命令式问话。我理解中央建构和谐社会的提法,不是回避矛盾,只说好好好的,要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后找出新问题、新矛盾,以更深化的改革和思想解放,促进社会进步。你们的作品既是对过往三十年成就的肯定,也为继往开来的深化改革开放,建构和谐社会作出了自己努力。真实电影是允许创作者进行“设计”的,但这种“设计”是符合情理并能起到触发表象后的真相和真理出现的。例如《婚姻登记》那一集,你们可以准备一点点小礼品,在那两对新人登记后送上一句祝福语,再送上摄制组的一份小礼品,你们可以想象,一对新人接受完全陌生的一群人的幸福祝愿会是如何的惊喜?!这能体现我们这个社会的祈愿:希望人人幸福、快乐!我在特别喜欢这一集中的确又留下了一种遗憾。必须强调纪录片文献性价值,像杨道立和大连服装节那一集,你们完全有条件利用杨家的电视播放历史的影音资料,一下子把观众拉回历史时空,那比只放个刘欢的主题音乐更动人。在经历多年纪录片教学和创作之后,我清醒意识到有创意的设计多么重要,希望你们在这方面也有所创新。
我一直关注大连,也关注你们的创作。我祝贺你们的成功,谢谢你们多年对我的信任。
北京电影学院
司徒兆敦
2009年春节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