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函交流：《我们的生活》有新说

李汝建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2月10日 15:3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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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我们的生活》总编导李汝建

回郭际生的信

时间：2009年1月9日(星期五) 下午19:46

郭老师 ， 您好！

首先十分感谢您能把28集《我们的生活》看完，这实在辛苦您了。

您对节目的评价让我感动，第一您用心看了，第二你用真心在和我交流。

您所讲的意见，实际上是帮我梳理了思绪，有些方面让我清醒许多。创作之初只是凭心气，努力走进生活，这是我多年创作的习惯；而以平等的视角看生活，以平等的心境和对象交流，是我此次创作的一个改变，也算是一种进步吧。

郭老师，我和张申以采访者的身份出现在镜头中，这在以往是没有过的。为什么这一次要这样做？一是摄制组人手不足，二是我这个人创作好找点刺激，没有点刺激自己就不兴奋。说实话，刚开始出镜时，我们胆突突的，有紧张，也有顾虑。可是一和采访对象搭上话，不知怎么，我们就忘掉了紧张和顾虑，有种自己不是自己的感觉，仿佛是和朋友聊天，和同事说事。现在想来这种自然和放松非常重要，不论做何种节目，以何种方式和形式来做，有了这种感觉创作就可能找到根，就可能绽放出美丽的花朵，就可以带来了许许多多让我们想象不到的精彩，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生动。做好一个节目最大的难点就是突破自我、战胜自我，“突破”和“战胜”必须具备逆向思维和叛逆精神，以及量力而行的准确把握。实际上在具体实践中“突破”和“战胜”往往是在自然而然的不经意间完成的，好像不是刻意的事，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和创作者的事业心、专业修养以及个性有关。

我干电视工作二十多年，干纪录片十多年，做长达二十八集的纪录片这还是第一次，就犹如刚刚上学的孩童，作业肯定幼稚。幼稚意味着不成熟，但是也可能少了一些老套子。我惭愧自己的幼稚，可是又希望这种幼稚能给观众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我想这种幼稚恰恰也是一种真实，观众一定会喜欢看真实的节目。这部片子已经于2008年12月1日——12月28日在大连电视台全部播出，收视率排在全台14档节目的第四、五位。郭老师，说实话，这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的观众多宽容，多好啊！对《我们的生活》这样稚嫩的片子，还给了如此充分的肯定！作为创作者我还能说什么呢？——努力工作吧，把更好的片子奉献给观众！

您说的问题确实存在，有我们专业素养不高的原因，也有摄制人员队伍不整的原因。我们的创作团队只有三、五个人，没外借一个人，可以说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当我们剪完最后一集时，大家心中不约而同涌动一种声音，我们努力了，我们尽力了，我们还行!《我们的生活》2008年12月1日在大连电视台播出。第二天一大早，我问大家是什么心情？年龄大的张申、张立峰、王轶说累了，一向好说话的年轻人牟照阳这次没搭腔，只是疲累地笑了笑。不知怎么，我心里一阵酸楚。

郭老师，一打有做这个节目的想法，到9个月的前期拍摄，我们不是十分清楚最终会编出一部什么样的节目。我们不是不想搞清楚，实在是无法先知先觉预知一切，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当时就是一根筋，只要真心实意去做，就应当能拍出一部不错的作品。如今该节目已经播出了，我们的头脑也理智许多，清醒许多。如果现在让我们再做这个节目，反而不会轻易做了，甚至也不敢做，原因是我们知道自己的学识和能力太浅薄了。比如，现场采访不够老到，不够深入，话题的引领和延伸掌控得不精彩，多机拍摄缺乏经验，相互配合不够精妙，等等。这些都影响了片子的品质。尽管如此，我们又想到这样一个道理，有时候做事情往往不能等万事具备再做，如是那样，可能就没有做成那一天。正因为自身浅薄和缺陷多多，反而让我们想的少了，变得胆子大了。正因为我们胆子大了，28集纪录片《我们的生活》也就做出来了。

其实，我们虽然是改革开放30年的亲历者，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还很不透彻，哪怕一件极平常的小事能说得清清楚楚，表达得明明白白，都不是容易的事情，特别是把节目做的既好看又深刻真是难呀。好在事先我们去北京先后请教了中国电视界泰斗级人物陈汉元、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刘效礼，中央电视台资深制片人陈虻、时间、周兵等。他们提出许多好建议，好主意。归纳起来，主要是：创作要从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的高度来把握；从现实生活入手，从当今百姓关心的话题入手；人物、事件要从讲变化中以小见大；视角要新、奇、特，等等。至今我还记得当时张申、王轶群和我一次又一次被专家学者的至理名言所激动。那情景难忘，太难忘了。这些讨教让我们获益匪浅，我们首先确定了以“十七大”报告中讲到的五大民生问题为主轴话题，接着又找到了以调查记录方式反映现实、记录历史的创作理念，找到了用群像访谈来讲历史、看今天、想未来的创作方法。可以说专家学者的智慧支撑着我们整个创作的灵魂，时时刻刻警示我们要以谦卑之心仰视生活，向百姓鞠躬，创作的步履走得还算坚定和自信。

郭老师，我们过去做节目太把自己当回事，常常以全知全能的布道者自居，想的太多，说的太多，仿佛不给观众点教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电视人。事实上，我们的所想、所说，观众可能早就知道，甚至比你知道的更多！切莫把观众当笨蛋，当弱智者。因为我们共同生活在一个快速发展和多元的信息社会，同处一个信息场。如今做节目应该考虑怎样让自己少说一点，少想一点，而让被采访者和观众去多说，多想。这次创作，我们就是以提问简单，场景单一的形态，为观众提供了多说、多想的空间。现在看来，这种尝试虽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毕竟观众还是给予了认可。节目播出后，我们每天都能接到热情观众打来的电话，和我们倾诉自己30年的许多往事，他们有老又少，更多是中年人（机关人员、知识分子）。还有的观众通过各种途径向我们索要DVD光盘，因目前还没有成批刻录，所以不能一一满足。

郭老师，您说有些集有点居高临下之感，有点不够生活之感，作者的形象有点高了，缺少自然流露的平和、随喜随乐、同喜同乐的心气。确实如此。尽管我们在创作中极力想和对象平等起来，但居高临下之感还是不知不觉在我们身上流露出来，真正改正这一点谈何容易，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改正一种不好的习惯，得从心开始，要想拥有金子一般的心，就得学习、学习、再学习，努力、努力、再努力，没有其它捷径可走。节目中虚情假意的东西，观众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至于片头片尾创作人的照片和讲述，我们的本意是不仅要纪录下片中的内容，还要把创作者的形象和声音一同记录下来，等再过5年、10年……，这部片子就不仅记录了大连改革开放的历史，也记录了我们创作者，我们大连电视台的工作和成长的历史。其它方面我没想那么多，想多了反而缺少感觉和直觉，缺少创作的灵性。创作这东西要随心而动，不能处处事事都要弄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

郭老师，《我们的生活》播出之后，我们已经听到了好些意见，有褒扬的，也有批评的，而且有的批评还比较尖刻。但细细琢磨琢磨，把这些意见好好消化了，它们就是财富，就是智慧，就可能引领我们取得新的进步。您说是吧，老师！

再一次感谢您关心我、帮助我！

    李汝建
2009-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