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碧波：论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

梁碧波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1月31日 15:3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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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中国纪录片界流行一句话：用世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那么什么是世界语言？笔者认为，是人性。中国纪录片要走向世界，必然要跨越各民族间的巨大文化差异寻找到人类共通的东西。回想起来，过去有大量的西方文学作品成功地感动了几代中国人，现在有DISCOVERY频道的自然类纪录片在中国登堂入室，他们又是如何跨越文化差异进入中国主流社会的呢？关键是这些作品透过表面的观看，深入到了人类本质这个层面，从人性的深度激起了中国观众的共呜。就连DISCOVERY这样的自然类纪录片，也把动物拍得跟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竞争、有情感，因而也就引人入胜。四川电视台著名纪录片编导王海兵曾说：用中国的画面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我们理解中国的画面语言不是指中国画的用墨，也不是指中国画的着色，而是中国画刻画人物入木三分的神韵。应该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人，无论白人、黑人、黄种人，都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憎恨，都共同地关心着我们这个世界。因此，对人性的探索，对人类本质的深入研究，将会使我们的纪录片更好地被国外观众所接受。
         

四

中国纪录片记录手法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八十年代中后期的画面加解说，二是九十年代以来的观察式记录，尤其是《龙瘠》大获成功之后，更是奠定了直接电影在中国纪录片界的地位。但是，继《龙瘠》之后，直接电影似乎成了唯一的创作手法，大量跟腚派亦步亦趋，跟在《龙瘠》之后，跟在拍摄对象之后，忘记了纪录片原本是有多种手法的。

1926年，英国人格里尔逊（JOHN GRIERSON）首先提出“纪录片”（DOCUMENTARY FILM）这一概念，他说纪录片是“对真实事物做创意处理”（THE CREATIVE TREATMENT OF ACTUALITY）。所谓创意处理，就是持有某种观点把纪录片当作传播和劝说的工具。在他的影响下，当时的英国纪录片大都是以画面配上意向鲜明的语言这种形式出现，史称“格里尔逊模式”。

到了六十年代，法国人尚一胡许（JEAM  ROUCH）提出摄影机是“参与的摄影机”，拍摄者期望拍摄对象不仅以自然本有的态度来活动，并且期望因拍摄者的共同参与而激发出一种共同创作的效果。基于这种美学观而建立的拍摄方法被称作真实电影（CINEMA   VERITE）。

与真实电影几乎同时出现的是直接电影（DIRECT CINEMA），倡导者是美国的李考克（RICHARD  LEACOCK）等人。他们主张摄影机永运是旁观者，不干涉，不影响事件的过程，永远只作静观默察式的纪录。

这三种纪录片手法是基于不同的美学观而建立的，在实践中也各有优缺点。格里尔逊模式在单位时间内能传播较大量的图像和声音信息，表现抽象的思想和观念也很直接了当，但解说词的真实性令人置疑。真实电影易于表观抽象的东西和人物内心世界，但由于拍摄对象的很多表观和语言是由拍摄者激发出来的，其真实性依然存在问题。直接电影只是旁观纪录，真实性似乎要可靠一些，但表现抽象的东西难度就较大，遇到不适合的题材又显得特别枯燥，不少人不喜欢怀思曼（FREDERICK WISEMAN）的电影，大都是出自这个原因。

正因为各种不同的手法具有不同的优缺点，我们在实践中也应该根据不同的题材选择适应的手法甚至综合运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内纪录片界对格里尔逊模式的冷落和排斥。出于对几十年宣传片的反感，出于对新手法的追求，格里尔逊模式已被冷落得太久。事实上，这一手法由于具有信息量大这一优势，正大量地被西方电视台采用，他们播出的纪录片，绝大多数都是这种手法。笔者曾于96年1月在美国看到《龙瘠》被剪辑成10分钟并从头到尾配上英文解说播出，紧接着播出的是一部关于中国风筝的5分钟短片，同样从头说到尾。在各种电影节上，这种风格的纪录片一般也占入围片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对格里尔逊模式的反感，另一个原因是真实性问题。事实上人类对世界的了解和认知，本身存在观察的角度，而摄影机也存在观察的角度，无论是格里尔逊模式，还是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对制作者、制作过程而言，都必须经历很多次选择，而选择就无法回避角度。因此，绝对的真实和绝对的客观，其实都只是神话。只要我们保持对观众的真诚，任何手法都是可取的。

除了继续运用纪录片的三种基本手法之外，西方纪录片制作人还创造了一些很奇特的方式。在98年12月举行的第11届阿姆斯特丹电影节上，有一部英格兰片子叫《SILENCE》（《寂静》，导演ORLY YADIN和SYLVIT  BRINGAS，35MM，11分钟），讲的是一个人在二战中的遭遇和感受，全片全部由电脑动画拍成，快速变幻的画面配以生动的音乐，看后让人久久不忘。这部片子的画面不是实拍，声音也全是拟音和音乐，都谈不上真实，唯一真实的是故事，所以依然入围了纪录片的国际竞赛。在97年1月举行的第10届法国国际音像节（FIPA）放映了一部英国片子，名叫《CABBAGE》（《白菜》，导演DAVID STEWART，35mm，8分钟），拍的是人在各种有白菜的场所活动。这部片子不仅从头到尾无情节，中间还有木偶表演。这些现象，似乎都映证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法无定法。

综上所述，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障碍因素，既存在于销售环节，更存在于创作本身。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纪录片目前已走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关注点上由群体演进到了个体，在单一的格里尔逊模式以后接受了直接电影，在数量上全国各地有一大批纪录片栏目相继开办，在质量上有一批纪录片在重要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大奖，纪录片创作人员也由少数精英人物扩大成一支浩浩荡荡的创作队伍。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经过战斗在纪录片生产和销售各环节的同仁们的共同努力，中国纪录片终将大规模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