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纪录片和纪录片精神

郝跃骏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2年10月09日 10:0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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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纪录片与影视人类学有什么关系？

    由于影视人类学对“非虚构性”和“文学性”的彻底排斥，人类学电影从一开始就要求纪录画面绝对的真实，科学性+真实性成了这门学科的生命和灵魂。所以，人类学电影与纪录片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它们一直在相互影响着。可以说，人类学研究特殊的田野工作方法和观察、研究一个社会所采用的特殊方法为丰富纪录片的语言，丰富纪录片的拍摄方法做出了贡献。从近年来一些重要的国际人类学电影节来看，今天的人类学电影与纪录片除了拍摄对象（题材）、群体和拍摄目的等方面有一点差异外，在拍摄方法和理念上并没有什么两样。

    可以说，所有的影视人类学电影都是纪录片，但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是人类学影片。“影视人类学”（Visual Anthropology）原本是一门专门研究怎样用视听语言研究、记录，并向不同的文化类型传递人类学信息的人类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它主要是用人类学的方法，以摄影机或者用摄像机，电影胶片（或磁带）为工具和载体来记录、描述和研究人类学问题，所要表达的是人类学的观点，或者被拍摄对象，抑或作者自己观点的一门专门的学问。它主要的研究范围，一是探索人类学电影的拍摄方法和规律，研究拍摄者与被拍摄对象以及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第二就是制作“人类学纪录片”作品。从电影的角度来看，“人类学纪录片”是纪录片中一个重要的拍摄类型，影视人类学曾经对纪录片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比如“观察电影”（又称为“直接电影”）和“参与电影”（“真实电影”）的创始人都是影视人类学者，纪录片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和流派的创始人也都是人类学家。

    摄影机发明后不久，电影就被人用来纪录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的这种强大的纪录功能一下子就被一些探险家、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发现了。西方文化扩张时，这些人类学家到了异域文化区域做田野调查，研究的过程是从田野到书斋再到现场，于是，镜头充当了描述纪录的工具，用影像来描述不同人的行为方式、纪录这些“可视的”社会生活方式成为了科学研究的一种有益的补充。但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的正式提出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影视人类学才逐渐形成了一门边缘性交叉学科。

    人类学纪录片对观察一个社会所要求的理念和方法，对于纪录片的拍摄是非常有用的。真正的人类学纪录片根本不需要猎奇，它需要的只是用科学的方法来观察、并纪录我们这个正在变化中那些文化现象和人类的行为方式，它的田野工作方法和基本的职业要求，可以很容易与拍摄对象勾通与交流。这样，早在摄影机进入被拍摄家庭之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大多已经成为了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朋友或者“亲戚”了。

    当然，毫无疑问，人类学电影或者说人类学纪录片在拍摄上有着比普通纪录片更高的要求，拍摄、制作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的难度也要更大。比如，按照西方的标准，在拍摄一部人类学纪录片时，如果没有一年以上对你拍摄对象和文化的了解，你没有资格进行拍摄，此外，制作人还必须掌握被拍摄对象的语言。仅此两点，在到处充满了浮躁和功利的中国纪录片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大家熟悉的《黑色的收获》等等一系列著名的人类学纪录片，都是进行了长时间的对被拍摄文化的了解后才开始拍摄的。我所知道的拍摄时间最长的一部片子，共用了五十年的时间，既讲述了一个人的命运，也纪录了一个社会的变迁。1996年英国皇家人类学电影大奖就给了这部用生命拍摄纪录片的一个年逾古稀的老人。

    人类学纪录片在保存、抢救正在不断演变、消失的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学术界之外很多领域的重视；然而，在缺乏影像档案传统的我国，时至今日，学术界仍然只把印刷符号视为至高无上的成果，他们并不认为影视载体可以作为人类学研究可靠的资料来源，人类学纪录片顶多也只是学术研究的一种点缀和附属；而对于电视界来说（不管是那个国家，不管是公众电视台还是商业电视台），现在也不可能让你用这么长时间去这么大跨度地跟踪、纪录一段历史进程；对于独立制片人来说，目前，他们还受到生存、拍摄资金等等方面的困扰，也没有足够的实力支撑他们拍出足以对得起历史的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