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访谈录（下）

刘效礼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1年08月16日 11:1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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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元旦，12集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播出，邓小平在301医院的病榻上一集不落地看完了这部记录片，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和“儿童般的羞涩”。）

　　刘效礼：能让小平在有生之年看到我们为他拍的纪录片，是我今生最大的幸福。当时邓小平的医生告诉我说，“邓小平把纪录片全看了”。她还描述了当时老人家观看的情况：“我在他耳边说纪录片的大意，当时出了全景，他很着急，他问那个是谁，我告诉他，那就是你”。黄琳说，出了近景和特写的时候，老人家显得很不好意思，用黄琳的话说，脸上露出了“儿童般的羞涩”。他的女儿邓榕对我们摄制组工作人员说：许多细节我们子女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挖掘出来的？她要去了20多套录像带，送给邓小平医疗组的工作人员。

　　（《邓小平》连续播了12天，一个多月后老人家就去世了。观看《邓小平》成了人们追怀伟人、寄托哀思的重要方式。）

　　刘效礼：那些天里，中央电视台的播出线上，两套录像带轮着播，播得带子都发烫了。我每天上班经过中央电视台的西门，都会看到地上有一大堆《邓小平》录像带的包装盒——人们在买走录像带之后，就扔下包装盒急着回去看了。很多老同志都说，我们要对你们摄制组再次深深鞠一躬。该片已被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　　（那一年金鹰奖评选时，《邓小平》的得票率超过《水浒》20多万张选票。在1997年多个不同版本的“中国大事记”上，记载的第一件事都是——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开播。）

　　董岩：曾有人这样评价说，在表现视角上，《邓小平》在《毛泽东》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探索。《毛泽东》把领袖请下神坛，抛弃了早期纪录片对伟人的仰视视角，以平视视角表现毛泽东既不同于神又不同于普通人的伟人经历；《邓小平》对邓小平的表现视角则不仅是“平视”，还要“走近”，展现了伟人平凡的一面。　　刘效礼：有人说，纪录片是人类的“生存之镜”，我说，纪录片就是给国家续家谱，是影像史记。《毛泽东》、《邓小平》两部伟人的片子完成后，我还有一个心愿，那就是拍摄《孙中山》，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我知道，要完成《孙中山》这部文献纪录片难度大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什么呢？因为年代久远，关于孙中山的影像资料太少了。如何拍成一部极具历史感的人物传记，需要新的突破。2000年初，在《孙中山》摄制组成立时，我对大家说，“我们有幸拍摄《孙中山》，待这部片子完成，本世纪的三位伟人，我们都为他们拍了一部文献纪录片。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在拍摄历史，我们要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正如刘效礼所言，6集的《孙中山》确实还原了许多历史的真相——孙中山实际身高为1.68米，并不是许多资料显示的1.60米；他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3月12日植树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在这一天去世的孙中山；除了孙文、中山樵、孙逸仙，孙中山求学时还曾用过‘泰铢’这个名字……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三个伟人的身影。孙中山让中国人醒过来，毛泽东使中国人站起来，邓小平让中国人富起来。这是一个民族一个世纪所经历的三次历史性的重大变化，58岁的刘效礼幸运地完成了对他们的影像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