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访谈录（下）

刘效礼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1年08月16日 11:1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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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3年12月26日，长达600分钟的纪录片《毛泽东》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黄金时间播出后，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四套节目和香港亚视、美洲东方卫视也先后播放了这部巨片。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收视率达到了29.8％，有的观众甚至买了这部片子给女儿当嫁妆。一些老同志说，我们要向你们摄制组深深鞠一躬。刘效礼的红色经典创作之路刚刚开始。在拍摄《毛泽东》的同时，他又产生了拍摄《邓小平》的想法。就在《毛泽东》播出后，以《毛泽东》原班人马为主的《邓小平》摄制组同时成立。）

　　刘效礼：为健在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拍摄大型文献纪录片，在中国的电视史上还没有先例。1994年初，摄制组集中到北京香山脚下的一个宾馆，研讨《邓小平》的总体思路。

　　董岩：邓小平不同于毛泽东。就观众而言，他们对于毛泽东的了解是知其大事而不知小事，但对邓小平的了解就要少得多。您遇到的主要问题和难点是什么？

　　刘效礼：主要问题是结构。这部多集电视片应该按照时间年代结构，还是按主题结构？若按时间年代结构，容易条理清晰，避免在《毛泽东》创作中出现的内容重复问题；若按主题去结构，将能有效地反映改革开放中的邓小平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实践，但很难表现邓小平早期的革命生涯和人生道路。对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某些内容，如何准确深入地予以把握，则是片子创作的难点。

　　（经反复讨论，最后达成一个共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不是一部简单的人物传记，而是一部伟人的政治传记，必须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充分而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思想、命运及推动历史、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重大贡献，使整个作品具有很强的历史文献价值。）

　　董岩：《毛泽东》用了8个月的时间，《邓小平》用了多长的拍摄周期？

　　刘效礼：3年。总体思路一定，摄制组就兵分两路，开始了历时3年、行程数十万公里、采访近千名历史见证者的拍摄。仅在太行山、鲁西南、大别山地区就采访了近百位当事人和学者。在拍摄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了邓小平的人格魅力与世界声望。当摄制组飞赴法国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时，刚走下飞机，一辆崭新的“雷诺”牌轿车就等在那里了，雷诺公司工作人员直接将车钥匙交到了徐海婴的手里。出于对中国世纪伟人的敬仰，雷诺公司为我们的采访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雷诺汽车厂是邓小平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工作的地方，他曾经是这个工厂的一名钳工。在邓小平当年就读的巴耶中学，法国学生问摄制组，邓小平现在干什么？我们回答说，他现在是中国的一名普通公民。

　　（摄制组最初的设想，是希望能在1994年8月22日邓小平90岁寿辰时，将纪录片作为生日礼物献给他老人家。结果未能如愿。但就是这天，在太行山深处，他们却拍摄到了邓小平的老房东在自己家里为小平过生日的动人场景——几十年过去了，老人仍清楚地记得小平的生日，每年的这一天中午都要将第一碗饭盛出来给小平留着。）

　　董岩：《邓小平》里有大量生动的细节，现在有句话，叫做细节决定命运。对于一个人物纪录片，细节的作用有多大？

　　刘效礼：非常重要，一部成功的纪录片离不开细节的真实刻画。只有真实、生动的细节才能打动观众。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始终坚持细节真实和总体真实同样重要。这个原则在《邓小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片中有这样一句解说词——“这条小街宽顶多5米，长不过1华里，是过去广安县城里的主要街道。”这是编导徐海婴到广安，趴在地上一尺一尺地丈量出来的。邓小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在西南工作期间，曾写了一篇名为《开国一年在西南》的文章，刊登在当时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为了两秒钟的电视画面，编导花了整整3天的时间，翻遍了重庆巴县所能找到的上千份《新华日报》，让这张1950年10月1日出版的报纸，以历史的原貌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

　　（刘效礼说，《邓小平》拍了三年，如同与小平同志一起生活了三年。他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我们脑海里，太难忘了。我们越拍越有感情，越拍越感觉到他不愧是一位世纪伟人。）　

　　刘效礼：在创作过程中，邓小平最后到上海身体已经不好了，面容也显得苍老了许多。但看到上海的变化，他很高兴。当时下着毛毛细雨，《春天的故事》旋律就出来了，出来后，黄埔江两岸、外滩灯火辉煌，邓小平站在桥上。当时有一句解说词，这是我加上去的，是看了画面才产生的，“上海年轻了，邓小平老了”，就这样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