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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的中国,生机勃勃但也在艰难跋涉,国家开始实行粮食定量。而到1959年,刘效礼刚刚开始他的高中生活的时候,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饥饿,似乎成了所有中国人在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刘效礼当然也无法幸免。对粮食的渴望强烈得刻骨铭心,以至于刘效礼对自己在各个时期吃过的定量数字都记得很清楚:高中时最低到了18斤,到部队是45斤,进中央电视台算半体力劳动者是34斤。高中时的18斤,只够刘效礼半个月的口粮。当时他还是潍坊二中篮球队队长,每打一场篮球,会有二两地瓜面窝头的"补贴",但这远远不够应付饥饿的肚肠,"放到嘴里一嘬就没了"。刘效礼只得走90里路回家,千方百计寻点借点粮食,背上返回学校。有一次,在村里当保管的本家四叔带着他和母亲跑遍了全村,最后进了村里的仓库,一看,也是空的,只有墙角还堆着些长着绿毛的地瓜干,一称,7斤。刘效礼背着这仅有的收获回潍坊,在中途的河里洗了洗上面的绿毛,坐在河边生着就吃了起来。
亲人伟大、无私的爱,在最困难的时候接济过他的父老乡亲们,已伴着艰难的岁月深深地刻在他的记忆里。艰苦的日子使他加深了对这块土地的理解。他就是一棵树,与扎根的土地有着一样的性格。母亲一辈子与人为善,去世的时候全村举丧。父亲认为吃饭剩饭就是伤天理,掉到桌子上一粒米都会捡起来放到嘴里。多少年来,每次从北京回老家,他都要去看望当年没少接济他的邻家四妈,留下几百块钱。四妈坚决不要,如果被他硬塞着只得收下,也会收拾一篮子鸡蛋,说什么也要他带回北京来吃。 淳朴根本不用教,看在眼里,就会记在心里,流到血液里。刘效礼做总编导,从来不发火,他觉得大家想得比他好,所以他领导下的团队"绝对是撒下种子就能发芽"。这,有点像母亲。刘效礼吃盒饭,吃不完的米饭绝对不扔,要带回家煮粥喝。这,有点像父亲。刘效礼向来知恩图报,而付出却都不图回报。这,有点像邻家四妈。他自己这样说:"这些都是长期传下来的,想去豪华呀,腐败呀,还不会呢。根就是这样的。"
质朴、直接、友善、坚毅,故乡的水土赋予他人格的魅力。他在电视界有口皆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来自于此,他的辉煌和成就也来自于此。刘效礼写解说词,原则就是老百姓怎么说就怎么写。在那个播音员的语调都高八度的年代,他的写法和思路显得清新自然,颇为与众不同。在早期,只要是出自他手的作品,绝对不会说毛主席和某某合影留念,只会说毛主席跟某某照了相。因为他知道,那时的老百姓哪儿懂什么是合影留念,而照了相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虚假的东西。一次,在审看一部反映边防扫雷工作的片子时,他看到一个排雷战士的正面镜头,就大声喊停,质问摄像:"你又不可能站到雷区里面去,这镜头是怎么拍出来的!"
刘效礼的生活中还有很多东西都带着故乡的印记,这使年过60的他仍不乏童趣。乡音自不用提,他还爱看家乡的报纸,《寿光日报》每周给他寄一次报纸。一次,上面登了文章说人在大笑的时候全身有80块肌肉都在运动,他竟然都要琢磨一下到底是哪些肌肉。除了做片子,他最爱的是挖野菜。这是上高中时留下的习惯。为了填饱肚子,那时的他可没少四处挖野菜,晒干后碾成炒面,饿的时候就塞一口。1962年7月6日他入伍那天,父亲到学校去送他,他留给父亲的除了一套被褥,就是半口袋野菜炒面,父亲紧紧抱着那个口袋,流泪了……也许正是这件事使他产生了"野菜情结"吧。北京正在修建的奥林匹克公园里有大片的空地,原来就是农田,长满了野草野菜。而这儿离刘效礼的居所不远,一有空,他就到那里挖野菜。"你不知道,野菜多极了。苦菜、曲曲菜、扫帚菜……跟我老家一样一样的!凉拌,包包子,都行。前几天我还吃了一顿苦菜,正新鲜呢。"他兴奋地说着,像是一个孩子。
他拍片子靠的是军人的作风和精神。他从军营迈向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又以带着军人气魄和风骨的作品回报军营。将军永远是个兵,一个老兵,一个好兵。
当我问他:"您身上有哪些成功者的素质"时,他却讲起了他的部队生活:"我哪里有什么素质。如果有什么对我帮助大的话,那就是我可不是学生兵,我过了4年4个月扎扎实实的连队生活……"
就是在父亲抱着半口袋野菜炒面泪流满面的那天晚上,刘效礼和其他同年入伍的潍坊籍新兵一起登上东去的闷罐车,到烟台后又换乘汽车,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抵达了胶东半岛昆嵛山深处的某部新兵三连。那是个以保家卫国为最大光荣的年代,但刘效礼从军是急于脱离那18斤定量、野菜炒面、地瓜干组成的日子。初进军营,在入伍动机教育中,他就坦言自己入伍动机不端正。他说自己选择入伍,的确主要是因为"饿怕了"。所以,即使班主任苦口婆心地劝他参加高考,甚至把准考证都塞在他的手里,他还是坚决地选择了入伍通知书。
刚下接兵的汽车,连长就过来问谁愿意到炊事班去。为求一饱而来的刘效礼第一个举起手。但是他万万没想到,在那些日子里,解放军也挨饿,当炊事员也不例外,唯一的好处是可以多吃蒸玉米饼时粘在屉笼布上的渣子。饿得出虚汗都是很正常的。冬天,班长晚上带班回来,就钻到储藏室里,实在没什么吃的,就找冻萝卜来啃,里面都是冰喳子,老远都能听见嘎吱嘎吱嚼冰的声音。最让刘效礼难忘的是,一天副班长王建功把他领到连队的储藏室里,拿出一块拳头大的红糖,给他沏了一碗浓浓的红糖水,说:"喝了它,这个也解饿。"与饥饿同步的还有极其艰苦的训练。由于战备形势紧张,连队组织紧急集合很频繁,有时一晚上好几次,一会儿要扛着无后坐力炮往山上跑,一会儿还要套马车。即使在严冬,一场紧急集合下来,一拍棉袄,汗水就直往脸上溅。苦是真苦。既是煎熬,也是砺炼。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刘效礼就在吃苦燃烧的过程中开始领悟到军人的真正含义,完成了好钢成刃前最关键的淬火。19岁的他根本没有意识到,崭新的人生篇章已经拉开帷幕。 1966年10月20日,刘效礼接到了到中央广播事业局报到的通知,此时的他已是老兵了,要他脱掉已经穿了4年4个月的军装,离开甘苦与共的战友和同志们,他怎么舍得?连长发火了:"你怎么不明白,到了北京,贡献比这儿大!"他才恋恋不舍地去办了退伍的手续。这时,中国的电视已经8岁了,可是刘效礼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直到进了北京后,在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招待所里,刘效礼才平生第一次见到电视机:"原来就是个木头匣子,里面放电影呀。"他想不到自己将从此与这素昧平生的东西相依相伴,一干就是近40年。刘效礼说:"有人问我,到底是电视选择了我,还是我选择了电视。咳,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视,我怎么选择电视?倒不如说是连长为我选择了电视,其实那时不要说连长,就是军长师长也没有看过。可能就是‘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也许是有一点运气,但显然这并不是全部的原因。1967年的春天,由他撰写解说词的第一部纪录片《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问世。这年"五一",首都百万军民游行庆祝劳动节,领导指定刘效礼负责报道这一重大活动的解说词写作。在混录间里,他与著名播音员赵忠祥、虹云配合得非常顺利,圆满完成了报道任务。走出混录间,赵忠祥就对别人说:"刘效礼将来不得了。"仅仅半年时间,这个电视台里新来的年轻人就让人刮目相看。从操枪弄炮的士兵到舞文弄墨的电视人,他的角色转换仿佛是水到渠成。说起自己能够很快上路的原因,刘效礼归结为两点:兴趣和勤奋。前者是天赋,而后者则来自4年4个月部队生活的锤炼。电视台的资料室成了刘效礼的"第二宿舍",他常在那里伏案研究老同志的解说词,孤灯为伴,漫漫长夜,一遍一遍地学写解说词,手指都磨出了厚厚的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