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 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纪录动态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2月24日 09:5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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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个座位和777张标签

澳大利亚导演雅各布·安胡看到777个座位这样的“大场面”时惊呆了。他从没见过这么多人一起看片子，一起鼓掌，甚至一起落泪。

他导演的纪录片《瓜熟蒂落》在全球很多国家展出，可第一场展映时只有16个人，第二次加上他和妹妹，也只有6个人。

以色列纪录片《照片里的人生》的导演说，这部片子参加过100多场世界电影节，北京这一场是观众反映最热烈的。“既然我从特拉维夫来北京，和你们从北京到特拉维夫一样远，就请你们也来以色列看看吧。”

观影时，有的导演不坐在嘉宾区，他们很享受地在过道里走来走去，希望被观众“拽住”，问上一堆问题。

《生命之歌》是部老年题材的纪录片，这对德国导演夫妇一看满屋子“青苹果样的年轻人”，担心人全跑光。可直到晚上10点，777个座位几乎没有空的。不远的10号线地铁就快发末班车了，可现场还是一阵高过一阵的掌声。

这对德国夫妇高声感慨：中国人对纪录片太“饥渴”了。他们回去要给德国政府写信，表达此行的感动。

12月13日傍晚，当人们散去晚餐时，北京电影学院的餐厅里坐满了拼桌的陌生人。

各人点着各自的菜，可一旦谈起刚看到的纪录片，大家的筷子就越界了，分不清你的大盘鸡还是我的香菇油菜，筷子搅成了一团。因为影片《幸福》中那个渴望繁星般城市灯光的8岁的不丹小喇嘛，一桌子陌生人似乎瞬间成了“相识了多年的老朋友”。

有人腾出一周的年假，专程从外地赶来看纪录片。一位法院的陪审员，参加了去年南京饿死女童案和今年的父亲打死女儿案，感觉自己快得抑郁症了。看片子看得泪流满面，她在微信里告诉朋友，她又有了爱的勇气和力量。

在郑琼“此生最贵”的价值600元的手机里，塞满了感谢感动的话，她一个都没回复。

她说自己在纪录片面前就是一只小蚂蚁似的搬运工。“如果你收到了一个好东西，何必非得在乎那个快递员呢。”

她说，她没想把iDOCS这个活动升华多高，哎，中国人太习惯升华了，其实大家看完好片子，“这个人能拥抱那个人就足够了”。

开幕式上，穿着脏兮兮芥末色棉袄的郑琼上场时，有人在喊“把头发盘起来吧”，她收获了比13个外国导演更热烈的掌声。一直觉得女儿不务正业的郑琼的妈妈坐在下面，感动得不行，第一次觉得“原来女儿做的事这么有价值”。

台上，她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匆忙说了几句向一位死去多年为活动服务的加拿大志愿者致敬的话，就下去了。

事后她说，她不想被大家架起来、被贴上777张标签，当偶像、当纪录片“圣母”或“继母”，当美好的投射物，“那都是些虚幻的手榴弹”。

她说，她讨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这样的屁话，她总是告诉自己要做自己，“iDOCS有价值，你比iDOCS更有价值”。

相比那些掌声，她更为现场的10位志愿者感动。两位主持人都是从加拿大自费赶回来的华人，他们在加拿大也是纪录片导演。

郑琼坚持用这两位“外貌并不光鲜”的主持人，是相信他们“说着说着，作为纪录片人自己的声音就会流出来，这才是台上最需要的”。

最后，当郑琼给他们一点点酬劳时，他俩都拒绝了，男主持人马楠说：“这是作为电影人的底线。”

10名志愿者中，两个是北京的，8个专门从外地赶来。他们有的是大学生，负责了“一火车的琐事”，闭幕后的第二天就回校期末考试。还有个一岁孩子的妈妈，经常抱着孩子，敲着键盘，负责网上的工作。最后一天，她还一个劲道歉，说做的不够好，“孕傻孕傻，一傻傻三年”。

女主持人王迎在加拿大生活10多年了，她一直听说国内人很势利，没想到这个活动除了郑琼这个大义工，全是义工，而且很多是90后，“这些年轻人干净纯粹开放，完全不是传说中垮掉的一代、宅的一代”。

这些素不相识的志愿者在开幕那天，才算对上人。郑琼把这种超越利益的、让人快乐的神奇力量称作“隐秘的共同点”。这个点是什么？她说不清。

有人说，如果在这777个座位的上空，升高摄像机，再拍下志愿者们的活动，这本身就是一部纪录片。

银幕的光再次映红了这777个座位。在非洲喀麦隆那个尘土飞扬的城市里，《律政姐妹》的两个黑人法官一直传播着“法律之光”，她们把用铁衣架虐待孩子的“舅妈”关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女法官拿着药方子，要给一直咳嗽、巫婆一样恶毒的“舅妈”买咳嗽药。女法官染着玫红色口红的厚嘴唇吐出一句话：“监狱里住的也是人类，不是动物。”

有些人道的光芒是跨越国界、肤色、种族的。郑琼在挑选影片时，一直在找那种人类共通的“点”。

放映最后一天的中午，一个叫朱亮的小伙子在北京电影学院的食堂，碰到了扒拉着几块钱饭菜的郑琼。

朱亮说：“你们影片的编排很讲究。”

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她，一种“终于被懂了”的感觉。她说，那种懂不是大妈式的心疼，而是来自观众真正的理解，这比“谢谢”两个字有分量。

晚上，朱亮在放映厅外面的前台，留下了1000元。他说：“就是个饭钱，让郑琼请志愿者上馆子吃顿好的吧。”

郑琼说，这些年来，常有人动不动地来同情她一把。

《大国崛起》的制片人高晓蒙，每过一段时间就给郑琼打个电话：“郑琼，你们还活着吗？”“活着呢。”对方不相信，非要来看一下。

“好像做点符合人类美好愿望的事情就该是惨兮兮的状态。”郑琼笑着说。

还有一次导演胡杰来看她，说，你请假出来，不会被头儿骂吧。他以为郑琼沦为“打工妹”了。

事实上，她的公司确实只剩她一个人了。后来，她搬回高大上的自家的房子了。

这印证了《生生不息》中的一句话：“生命中很多事情是会在很多年后，才能露出它的含义。”

她认为纪录片的意义，就是让你内心变柔软，并触发你去思考，也许你对世界的看法会有所改变。所谓“眼界改变世界”，说的是你的眼界改变了，你的世界就改变了，而不是要去改变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