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 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纪录动态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2月24日 09:5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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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777个座位吗？

12月17日，闭幕式上，顶着油乎乎长辫子的郑琼在满场的掌声、尖叫声中上场了，还是那身棉袄。事实上，她已经一周没洗澡了，她说自己不爱洗澡。

她给大家鞠了一躬，说：“谢谢北京电影学院、谢谢导演、谢谢来观影的观众。”下台了。

“这就完了啊？！”有观众喊着。

“如果不是仪式需要，那三个谢谢都是画蛇添足，片子足够好，不就完了嘛！”坐在她家那把永远“在那里”的没有扶手的硬椅子上，她淡淡地说。

屋子里，满地的材料，一脚下去随时都可能踩到一个移动硬盘。她说，45年了，自己的衣服没有一件比一个硬盘贵，每个硬盘一千块，这个屋子里有很多很多。

这些存有纪录片的硬盘构成了她的“围墙”，这种围墙很像她20多年前，在湖北咸宁某电机厂当查表女工、当测电压的质检员时，她随身携带的书、笔记本构成的那个“围墙”。

她曾参加过3次高考，可没有一所大学的座位属于她。十七八岁的姑娘成了待业青年，后来干各种临时工。她形容工作时自己是灵魂出窍的，只有捧着书时灵魂才回来。

1995年，她北漂学外语，租住在“当时还没成为宇宙中心的五道口”，骑车满北京地跑推销。后来她成为中国最大的民营传媒娱乐集团光线传媒的创建者之一。

她当时的工作方式“简单粗暴爽”，翻开一本黄页，给每位电视台台长打电话说：“您好，我这里有一档好节目……”

可没几年，她写了8页的辞职信，跑到外地去专门观鸟。

直到有一天，这个喜欢看日出日落、花花草草，做一手好米酒的矮小女人，在2003年接触到真正“讨论人内心”的纪录片时，她不怕敲开任何一扇门的推销员精神又上来了，一发不可收拾。

她很认同朋友的一句话：人要跟随自己的兴趣，因为终归这些兴趣会串成项链。

12月14日，《生命之歌》是周末放映最晚的一场纪录片，777个座位满满的。

那是一个讲述音乐和老人的片子。一个瞎了眼睛的老人，用手敲打着钢琴的黑键，她要弹出“天空、云团”的声音；一个恐高的老人，在60岁生日那天收到一个降落伞，她要战胜恐惧，从4000米高空落下，证明自己“优雅地老去”，她要用音乐表示战胜恐惧……

郑琼从几千部纪录片中挑出了这部极美的战胜自我的片子。她感慨，人生没有谁比谁经历的苦难更深，只有对待苦难的态度不同，而好的纪录片就是在找“光”。

“经历过高考3年那种黄土埋下来的感觉，后面就真没什么恐惧的了。”她说。

有一次和父母去旅游，三个人躺在一张大床上，郑琼笑着说：“你们俩都是高级表演艺术家，你们一辈子都在表演给别人看，唯独没有活自己。”

落幕的那个晚上，上千人踩着检票口一地花花绿绿的票根散去，777个座位空了，灯灭了。

郑琼和志愿者最后离开。回到房间，郑琼的妈妈激动得睡不着，她很想和女儿聊天，夸活动如何成功、女儿做的事如何“了不起”。

郑琼翻了个身，不理她，几分钟后睡着了。

第二天，王迎和她通电话，讨论还办下一届吗。最后，两个女人爆着粗口，大笑：“老子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老子不知道！”

郑琼想好了，这可能就是最后一届了。她必须把自己已经拍了5年的一部纪录片剪辑出来。她说，她可不想死前，留下遗嘱给老公：亲爱的，请帮我剪完片子。

不久前一个深夜，在整理机票时，她猛然发现，在马航MH370出事前几天，她坐的正是那架飞机。她与死神擦肩而过。

不过，她很快平静下来。她想，如果真的见了上帝，她会跟上帝说：“这些年，我没什么遗憾，该打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我可以交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