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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 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纪录动态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2月24日 09:59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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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北京电影学院搞了一场很“不上档次”的电影节开幕式。没有红地毯、没有鲜花,没有范冰冰张冰冰李冰冰,没有一个带“长”字的领导致辞。一个素面朝天的女人,顶着一头凌乱的花白头发、穿着牛仔裤,路人甲般上台了。事实上,她这是第一次当主持,声音发抖。

脖子上缠着厚围巾、“不美丽很冻人”的男主持,也是骑着摩托车,顶着北京5级寒风赶来“打酱油的”。

“没事儿,只要不在台上昏倒,就能主持,穿睡袍都可以,随意点儿,别装!”活动的发起人郑琼鼓励这两名志愿者。

终于等到了“高大上”的环节。来自10个国家的13名洋导演上场了。这些拿过大把国际奖项的导演也很随意,没有一个花枝招展、西装革履的。一对导演夫妇抱着几分钟前还在地上边爬边吃巧克力的两岁娃上台了,淘气的孩子“传篮球”般不停地从妈妈的臂弯转到爸爸的臂弯。

“天啊,一看就是搞纪录片的,他们都像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有观众感慨。

这正是郑琼理想中的第四届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开幕式,“没有一句废话”、“剔掉一切与纪录片无关的虚华”。

这个1.53米的个头拖着近1米的长辫子,紫色的秋衣袖子露出一截,自称看起来“像送外卖”的女人,让这块银幕当上了真正的主角。6天里,这里放映了20部世界最优秀、最新的纪录片。

777个座位和1个座位

银幕下,有777个暗红色的沙发,环状,人坐下来,一种微微被拥抱入怀的感觉。

距离这个放映厅一百米外的地方,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地标建筑——金字塔,上面刻着张艺谋、顾长卫等人的名字。

郑琼说自己“这个草根,这坨泥巴”从来就没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被刻上这个金字塔,“我又不是法老!”

这个45岁的女人常常口出“狂言”:“中国纪录片的专业水准跟海外比,差50年? 靠,明明是100年好不好?”

她讨厌某些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讨厌那种讴歌帝王将相的“死片子”,还赤裸裸地说“那些在电视上掌握着纪录片话语权的人,是有罪的人”。

她几乎从不看电视,也不喜欢张艺谋、姜文。在她心目中,达到国际水平的中国导演不超过5个。拍《舟舟的世界》、《幼儿园》的张以庆算一个。2004年以后,张以庆没有再拍新作品,郑琼直言,“张以庆‘死了’”。

她也常说自己死了。20场纪录片,卖200元,票钱连字幕钱都不够,可偏有很多背着大牌包包的人打着她的名义来蹭票。每当这时,她就河东狮吼:“别说了,郑琼死了!”

还有一次,在放映中,有一个观众非要郑琼接电话,说是某影视公司老板打来电话,想谈合作。她很不礼貌地回敬:我们不做买卖,告诉他,“郑琼死了!”

活动很成功,获得了无数个“最”,被称为在中国“纪录片最重磅的会议”。纪录片放了6天,“郑琼死了”几百回。

一个了解整个活动细节的美国人安德鲁说:郑琼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铺就了iDOCS。她办一届,“死”一回。

每一届开幕式,郑琼都会当着上千观众的面信誓旦旦:这是最后一届,最后!

2011年办完第三届时,她大哭一场,说:“我太累了,连一厘米都爬不动了。再也不办了。”她停了两年,去剪自己的片子。

今年再办时,她骂自己在公众面前的信用“完全破产了”。不过,她逢人又说:“这是最后一届了,再不会有了。”

可这回,男主持人偷偷改了开幕词:“希望明年、后年、后后年,后年的后年的后年,郑琼的誓言都不会实现。”这句话收获了当晚最热烈的掌声。

事实上,777个座位的放映厅塞了近千人。很多人裹着羽绒服,坐在没有暖气的冰凉的地上。连七旬的郑琼的妈妈都找不到一个座位。

忙活了好几个月,一切都为了这777个座位。可真正属于她的只有一个十多公里外的座位。

那是一把硬邦邦、没有靠垫的老式椅子。几个月来,在北京西三环家里一间堆着满地材料、没有丁点儿女人气息的屋子里,她常常坐在这把椅子上,一工作就是10多个小时。

每天,她同时打开两个电脑,指挥着全球几十名志愿者工作。以前她还有6个员工、后来变成3个。这两年,她养不起一个员工了。

在这间一个人的“司令部”,她说自己是“孤独的驯兽师”,iDOCS就是胃口和野心一天比一天大的“狮子”。

每天一睁眼就有“两万件事等着”。先挑选90部影片,再筛选到60部,再送审,最后敲定20部。再翻译,做字幕,邀请各国的导演来中国,订票、住宿、做宣传材料等等。

在这个座位上,光邮件就发了20多万字。她说,这个庞大的活动就像“黑洞”,把所有的能量都吸进去。

离开这个座位,就是找钱的时候。一届活动下来,至少要七八十万,而且前三届没有任何政府和国内企业、基金的资助。

为了找钱,她跑了20多个大使馆,舍不得打车,就一趟趟地转公交车。她说自己有时累得像棉花一样,从北京的东边飘到西边。

好不容易说服了英国大使馆,答应给3万元人民币,一半钱都已经到账了,可英国导演突然告知有事来不了了。她必须找另一部英国纪录片花掉这笔钱,可她忙得连这个时间和精力都不够。

以色列大使馆资助了3000美元,她一连说了好多个谢谢。瑞士大使馆资助了一点儿钱,还说“别介意,钱少,可能一部片子字幕钱都不够。”郑琼赶忙说:“我感激你们还来不及呢,总比没有好。”

有时,她找到几千几百的,也很高兴:“嗯,苍蝇也是肉!”

前些年,她也找过国内各种机构、基金,可处处碰壁。人家张口就问,“可见的、可预测”的回报是什么。

黑暗中,银幕的光亮照亮了近千张脸,映红了777个座位。影片《律政姐妹》中,在非洲喀麦隆,两个胖胖的黑女人在简陋得没有门、没有水泥路,只有几条破长凳子的法庭上主张正义。她们判处了当地第一例“虐待妻子的离婚案”,说:“即使一个男人给你的是呼吸的氧气,他也没有权利打你!”

空闲时,黑法官总会“正好路过”这些受害女人破烂的屋子,说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她,“你们知道的,我总是在那里!”

“我总是在那里!”这句话,郑琼也常常告诉南来北往的志愿者。她甚至告诉过一些陌生人,吸引他们来她“那里”免费看片。有时,她把钥匙丢给对方,说:“好东西,放在这儿给你看,你看完就闭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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