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 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纪录动态 中国青年报 2014年12月24日 09:5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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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7个座位和206个座位

777个座位不是一开始就有的，2009年第一届，他们费尽了周折，得到206个座位。

10多年前，郑琼成立公司，后来转身变成国内第一家民营纪录片发行商，公司取名“零频道”。有人劝她赶紧改名儿，又是“零”，又是“郑琼（正穷）”，这公司该多惨啊。

她的经验证明，干纪录片真是一个穷道儿。她拿到的海外样片超过千部，但卖出去才10来部，老外也觉得“很不理解”，明知道不赚钱，这个女人为什么还要买？

头5年，她一直想关门，可每年都没关成。她把自己位于一个高档小区的130多平方米的房子，当作办公室、放映厅，自己被房东赶来赶去地四处租房住。她对朋友说，自己这样一个北漂的湖北乡巴佬不配住那么好的大房子，好片子才配得上。

2006年5月初，郑琼第一次参加北美最大纪录片节HotDocs，看到《神秘球》，她一直流泪。“片子太震撼了，可这贴心贴肉的好东西，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跟我们完全无关。”

在她眼里，好的纪录片是“有光”的，“不会让人变成石头”。比如一部描述肌无力者生活的片子，“他像霍金那样，必须用头顶去碰电脑显示屏才能‘说话’，于是他就那样费力地说着话，指挥着其他人盖自己梦想中的房子……”

她说自己像《推销员之死》中的推销员一样，见人就推销《神秘球》，一群朋友看了都喊好，却没有更多人分享。

后来她又在德国莱比锡看到了《永远》，“一下子就被震住了”。上飞机之前，她给同事打电话说：“这辈子看了这部片子，一会儿我上飞机，飞机掉下来都值。”

她打比方，这就好比要吃块没有三聚氰胺的豆腐，你得开个豆腐店，然后包下200亩地种豆子。

她说做纪录片的人都是“爱的劳工”，那些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学会爱的纪录片，跟自己的趣味比较相通，“没有灵魂的应允和合作，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从2005年开始，她和同事就拿着好片子在大学、俱乐部、咖啡厅给人做免费展映。后来每周四固定在办公室放映，有时，人多到站到了阳台。差不多做了800场。

有时，在咖啡厅，只有一个观众的时候，机器照样吱吱地转着。

他们还拿片子到中央电视台，免费做展映，“求搭讪”。郑琼说，央视的人都认为我们有病，带机器、带翻译，还什么都不要。开始他们都有一眼没一眼地看片子，慢慢地，鼻子凑近屏幕了，最后都“热烈地讨论起来”。

基本上好片子到哪儿，哪里就倒一片。郑琼说：“虽然我们从小吃垃圾和尿素长大，但究竟还是人类的胃，对好东西还是有反应。”

在她看来，中国没有做纪录片的好土壤。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深刻的觉察，就像《盲山》的导演李扬讲的那样，把你捆起来放在缸里，放久了，后来把缸打碎了，把捆绑的绳子给铰断了，你还是不会动弹。

郑琼公司的网站上，挂着一句从未更新的话：一个国家没有纪录片，就好像一个家庭没有相册。

2009年，他们终于准备办第一届iDOCS了。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光一纸批文就跑了10个月。

“中国没有纪录片市场，甚至没有真正的纪录片行业，也几乎没有政府、企业、基金会支持纪录片。”郑琼说。

有人给这个“没爹没妈”的公司支招，“傍大款”，找个国家单位，以它们名义申请胜算大些，可没有一家大单位有兴趣。

好不容易打动了一家电影制片厂，可“临门射球”时，制片厂说按照惯例，要先交50万元“押金”。

“押上我们所有人，所有筹来的17万块，也不够50万啊。”

有人建议以“环境”名义，“挂羊头卖狗肉”去申请，失败。

有人说，绕过北京，找二三线城市吧。郑琼他们就满世界地托“朋友的朋友的朋友”找市长，结果得到的都是“再议”、“再说”。

正在“报国无门”时，一位被郑琼“万言书”打动的领导帮他们出了很多招。

最后，活动以北京电影学院作为主办方申请，提供所有的场地。

在女主持人王迎眼里，郑琼从一开始，就不想把iDOCS搞成“那种一放映，就被拔电插销的‘地下’活动”，而是努力得到主管部门的支持，拿到批文，让好片子源源不绝地进来。

有人评价：这正是郑琼的智慧，一个现实中的理想主义者。

批文拿到了，可资金还有大块的缺口。新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捐了10万元。上海纪录频道的王韧，把刚发的还没捂热的1万元奖金捐给了活动。有的人，二百三百的留下钱，留的名字都是孙女士、王女士、叶女士、金椒妈、××妈……

第一届，北京电影学院给了iDOCS一个不大的放映厅，206个座位。

这206个座位太来之不易了，活动很成功，连主管部门的人都说“真是顶级的片子”。第二年，北京电影学院拿出了最高大上、最现代化的大厅，777个沙发。

12月13日，坐在第一排，陷在沙发里的郑琼被银幕上的《心灵重荷》打动，有时候看很多遍，她也会默默地流泪。

画面很灰暗，1994年卢旺达80万图西族人被另一个族群杀害，16年后，存活下来的图西人怎样？一个无腿的黑女人，爬坡时艰难地摇着她的残疾车，丈夫在后面用力地推车，三个瘦瘦的黑孩子在破烂不堪的家里等着妈妈“带回全家最开心的笑声”。

郑琼把这次活动的主题定为：爱是恒久忍耐。

她认为这句话适合这个坚强地活下去的黑妈妈，也适合很多纪录片人，包括自己。一部《瓜熟蒂落》拍了7年，导演从28岁的小伙儿变成了36岁的中青年，没有钱拍了，就去当电话接线员、销售员，钱筹够了再拍。

“没办法，搞纪录片的人都知道，一旦沾上纪录片，就幽灵附体了。”郑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