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导演张以庆：孩子世界影射中国所有问题

张以庆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东方早报 2011年11月29日 16:3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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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早报：幼儿园是怎么进入你的题材选择的？

　　张以庆：很多人看我拍了《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就觉得张以庆很幸运，总是用猎奇的题材找到普遍的认同感，后来我就说，那就来一个普通的、谁都可以拍的。普通的题材照样可以拍出很出彩的东西，我强调的是片子背后的问题。《幼儿园》太习以为常了，它连悚然性和新闻点都没有，要把特别熟悉的东西陌生化，把陌生的东西深刻化，这一难度特别大。

　　东方早报：什么时候感觉压力最大？

　　张以庆：你想想看，5000多个镜头，从拍的第一天到片子出来后一直压力很大！甚至后来还有。

　　东方早报：获奖以后呢？

　　张以庆：当然现在没有，但是拍过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对我自身，不能说是伤害，也可以说是一种深深的折磨。因为在拍摄过程中，有一些东西是我自己原来都没有看到过的，会在某种程度上颠覆我原来的认知，当你开掘时，甚至会触碰一些生活定律。你到了一个环境，沉淀了14个月，一直在那个角落里寻找真实。真实就那么好得来吗？真实不是这样的，真实是你长期的等待，甚至用生命去换来的！

　　东方早报：那么多的孩子，大量的素材，怎么发现并锁定你想要的那几个人物？

　　张以庆：先进去三个月，熟悉情况。有的孩子跟着跟着就没戏了，也有刚开始有意思的，到后来就找不到那个人了。这些孩子不停地在变化，有的到后来几乎格式化了，当然有几个从头到尾都有戏。这个得沉下来，慢慢去筛选，我们是天天带着机器潜伏在他们周围。

　　“真正意义的孩子已经死了”

　　东方早报：有一个网友说他没上过幼儿园，因为他老爸说上幼儿园没用，他看了你的片子，表示自己很幸运，一直都很快乐。你怎么看？

　　张以庆：我就不快乐，不排除有的人会很快乐，当然拍片子时我会把自己的这个感觉剔除掉。不仅仅是童年，等你到6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青春是美好的，但实际上青春期总会是多事之秋。我认为，现实总是灰色的，回忆总是金色的，这跟选择有关系，不光是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不同，现实中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不完美的。孩子在童年时也一样，特别是他在全托一周的时候，他要独立完成所有的事情，是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像片子里的那个小孩，仅仅因为撂不上椅子心里就觉得有个坎过不去，会感到无助、无奈。

　　东方早报：为什么会安排小孩采访？提问还有引导式语言。

　　张以庆：孩子总得引导吧，还是有人指责——你为什么总问跟大人有关的问题，不问些孩子的问题？可是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问孩子的事情，孩子一点儿都没兴趣！孩子一听国际问题、大问题就很兴奋，一听他们班上小孩子的事儿就觉得很没劲。问他很孩子化的问题，比如说，问他班里跟哪个同学最好，他想一下，说，“女的啊？”他自己会往男女关系上扯。他们现在接受的都是成年人的东西。为什么说14个月是在煎熬，这就是煎熬。

　　东方早报：孩子也许在最初只是模仿，模仿大人的行为、口气，也许他没有真正理解说的是什么，难道这不也是一种天真的表现？

　　张以庆：这我不知道。片子里有一段，问一个小孩儿为什么长那么高啊，小孩儿说：“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老师的帮助下长这么高的。”我们以为，他会说“我能吃肉”。你看他把自己“上级”的五个人都说了，很全面，这就是成人化，已经完全渗透到孩子身上去了。其实就跟在单位，你做了一件事，但是得把所有的人都点到，到最后，这件事儿其实跟你没任何关系了是一样的。世故，其实就是世故。当然外国人看了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看了，都会心一笑。现在的孩子都很早熟，它是家长、幼儿园、学校、媒体、食品、机器，集体催熟的，因为他满眼看见的都是这些成人的东西。社会学家不是说了，真正意义的孩子，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