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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艺术的三棱镜看《神鹿啊,我们的神鹿》

孙曾田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2月27日 10:36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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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吕:刚才放片子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它象电视剧,奶奶说:“雪化了,柳芭要回来了”,很象台词。你有没有有意识地用电影和电视剧的手法来做?

孙:拍的时候还是基本上按生活的流程来拍,拍的时间也比较长,二十比一的片比,因为是用胶片,所以很珍惜很胆小地去拍,还是二十比一,片比挺大。我觉得纪录片必须得有足够的片比,没有足够的片比无法纪录多样变化的生活状态,肯定拍不出好作品。

吕:那么剪辑的时候呢?

孙:因为当时拍完就觉得拍得比较拘谨,素材都很“工整”,而电影电视剧也都是很“工整”的。当时很怕造成“摆”的嫌疑。但我考虑到主人公的命运是真的,那些坎坎坷坷不可能去
编造,不可能是演的,这个人的命运不是虚假的,观众对此应该不会产生怀疑,在剪辑上也就追求“工整”“完美”其实我心里一贯喜欢美的,形式感强的东西。

吕: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本身挺有故事的。有时候很容易被故事牵走的。

孙:拍片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意识到神鹿是个符号,但没想到会那么巧。拍的时候只有这一只神鹿了,神鹿14年没怀孕,最后这一年怀孕,还难产死了,也是绝了;而柳芭也怀孕了,真没想到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有些象是编的故事。神鹿死时已经快到夏天了,天上却下了雪,还顶着太阳。真是巧了。

吕:这一段拍得特别动人,光线的感觉,透明的雪,是天与地的祭袍,意蕴都出来了。片于最后是柳芭生了一个女儿,在她生孩子之前,有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的神鹿辗转难产而死,你在片子里用了很长的镜头表现柳芭生产的痛苦,我很喜欢这个镜头,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意义的呼应,有人说是自然主义,我想他是没有领会其中的意义。

孙:我是剪辑时就决定加长、加强生孩子的镜头。这是影片最后对个人与民族悲剧命运哀鸣这个片子在国外放的时候,有人间她生孩子怎么会让你去拍,我说当她感觉要生的时候,她是让她的丈夫先去喊摄制组,然后再去喊医生的。我们和她已是很好的朋友了。
     
现实生活中柳笆是很不被理解,很不被容纳的,所以她很孤独。我听到她时,是别人当新闻告诉我有这么一个人,很不长进,没有出息,大学毕业了,有了工作,不好好干,却辞职回山林了,还酗酒。我听了心里一动,对她的心理很有兴趣,她为什么会这样,里面似乎有根深的东西,就去找她了,纪录片可以纪录事件,纪录过程。更应深入到人的心理心灵的层面,进行解析和纪录。

吕:柳芭有个酗酒的镜头好象是从远处吊的,镜头有点晃。是偷拍的吗?

孙:是,那个镜头是她把酒瓶子掖到怀里。因为是朋友了,剪辑师不愿意让她出丑的样子上去,醉酒用了一小段,其实这一段应该多留一点。能更痛苦地凸现她的孤独。

吕:我也觉得纪录片不能从“纯美”的角度去理解。既然是表现一个民族的痛苦,那么她的痛苦就是这个片子中很核心的东西,别人的眼光其实也是可以表现的,因为这其实是一种不被自觉的残酷,反衬出她的个人信念。
     
女主人公的爱情是片中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很让人感动。她的初恋是本民族的一个鄂温克小伙子,她考上美院后,小伙子觉得她不会再口来,不属于他了,为她殉情自杀了,这个爱情有很强的象征意味和悲剧色彩,不过片中展示的第二次与一个俄罗斯裔小伙子的爱情,意义似乎就不太大了,这时候好象编导被人物的命运故事牵着走了,丧失了对主题的清醒把握,反而冲淡了前面对初恋的深刻感觉和领悟。通过女人的命运来折射时代的命运,如果能将姥姥、母亲、柳芭三代女人的命运有一个叠加,得到一种从过去到现在鄂温克女人命运的延续和比照,使历史意蕴出来,是否会更好,现在更多是柳芭个人的故事。之所以会觉得象情节片,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为片子山林、驯鹿已经越来越远了。”我不知道这是她要说,还是你的想法,通过她的嘴来说的?你是想以此来表达主题吗?这句话我觉得有点突兀,有明显的为了说这话而说话的感觉,这一层好象缺乏铺垫。

孙:我理解姥姥是属于山林的一代,妈妈正好是到山下定居的那一代,而她是属于往外走的那一代。一步步往外走。她自己头一段里说姥姥,第二段是说妈妈。

吕:对我来说。通过她的口来说姥姥和妈妈,我有不涌足的感觉。因为片子是用第一人称女性的视角来叙述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好处是使观众很容易进入人物的内心,很容易打动人。但是正因为第一人称视角挡在前头,使我们丧失了直接面对姥姥和母亲的机会。姥姥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她属于那种古老神秘的已经消逝的世界。在远古的时候,神、巫这些文化的灵魂人物都是女性,女性拥有一种很神秘敏感的力量。包括柳芭说她姥姥给别人家的孩子跳神,结果牺牲了她自己所有的男性子
孙,很有一种让人震撼的古老的命运悲剧的意味,姥姥是一个先知,是和神相通的人物,而按照神话学的说法,所有被神所挑选的选知,都需要承担某种牺牲,古希腊神话中的著名人物俄狄浦斯在晚年的时候,也就是刺瞎双眼自多放逐之后,发现他具有了预言的能力。获得超凡能力的前提是自我牺牲,这个片子最让我动容的就是它所蕴育的这种对古老文化神秘力量的保留,这是很独到也很见用心的地方,虽然这种力量已经隐人到我们这个科学理性所照亮的世界背后。所以我是很想听到她姥姥说对自己部落的命运的感觉,特别是神鹿从雄产到死,片中只是通过柳芭的口说姥姥很伤心,神鹿死了对姥姥到底意味着什么?我非常想知道姥姥是怎么样的。但是这一点被柳芭的第一人称视角所遮蔽了,还有她母亲很迫切的希望把她送到外面去上学,对她重新回到山林里回到她们身边感到很伤感,片中有母亲抹泪的镜头,但是我们同样听不到她自己说。其实她姥姥和母亲对她们自己的民族和部落有根深的危机感,觉得她们这种生活不会长久了,所以对柳芭的乡愁意识不理解,希望柳芭能到外面去寻一个活路。我感到这种危机意识对于表现一个部落的命运是一个很重要也很核心的东西,但是似乎有些被柳芭的个人遭遇所遮蔽和限制了,让我有点不太满足,我觉得你的片子的优点同时也成了缺点,那就是太文学化了。

孙:我是想让纪录片多吸收一些文学艺术的经验。文学艺术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将生活的表象上升到艺术的真实,我作纪录片也在琢磨这事。仅仅纪录原生态:没有抽象可能没有普遍性了。上升以后,就有普遍性了,但是上升也可能是错误的。后来,我想,我把它作成作品就是我对他们生活的理解,认识是我的,素材是他们的。那些我剪掉的索材都留着,保存下来了,我想把整个素材成一个东西,一个光盘,作为历史档案,来弥补。这是一个两雄的问题。

吕:这个问题牵涉到对纪录片本性的认识。我们是把纪录片理解成一个好看的故事,还是希望表现历史的东西。我觉得你的片子的总体很宏伟,很有价值。把一个部族作为一个细胞来解剖,透过一个人的命运来折射民族的命运,进而透视整个人类的文化问题。整个选题是着重于一个部落的历史,是从历史角度来切人的。但是具体操作的时候似乎太文学化了。文学的角度多少遮蔽了历史的角度。对于纪录片来说,其人物应该是现实历史的三棱镜,在此基础上,人物的命运才有纵深感,才是有意义的。这就是纪录片的理性精神。

孙:我做片子有个毛病,想得太多,想把他们都灌输到片子里,结果就是主观的东西大多。

吕:我觉得纪录片是需要主体意识的,没有创作者的自觉追求,是没有出路的。但是作为纪录片的主体意识并不是天马行空,它必须受到意识的制约。我们因为说了大多纪实,开始反思纪实,要策划,要营造。但是,营造并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必须受到历史理性的制约。否则,你干吗要做纪录片,干脆去做故事片好了,故事片可以成为梦幻工厂,但纪录片不应该。纪录片应该为现实历史负责,为时代负责。特别是当今中国纪录片,最重要的还是记录当今时代社会所面临的生存现实问题,我觉得这应该是纪录片的最高目标。

孙:纪录历史与表达思想我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两全。象《黄河》,我每隔5年拍一次,留下来可以象档案一样,2000年再拍一次,肯定和原来不一样了。我觉得中国可拍的东西特别多,矿藏特别丰富,不知道该选哪个,我们现在拍纪录片就跟挖小煤窑似的。现在是东挖一块,西挖一块,应该规划一下。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来说,这个矿又不象煤矿,因为它是会随着时间而风化的。

吕:但是你拍的东西悟性很强,别人恐怕很难代替。特别是一些细节的东西。拍东西并不是把来龙去脉拍完就行了。其中文化的东西要靠悟性。

孙:我们应该关注现实的社会的,影响历史进程的大题材,大主题。我也渴望拍这类题材,但这类题材现实性太强,不容你表达独立的观察和思考。这也是我们纪录片创作者最可叹息的境况。
      这是一个“边缘题材”,只是它有一个涵盖面,很大的主题,我认为纪录片的主流还是应该关注表现大的历史进程社会变化。

吕:你这个还不够大?立体的展示一个民族的历史,我觉得就是大主题,大题材。

孙:你指的是从社会边缘的题材往社会中心的题材走吗?我也觉得这应该是中国纪录片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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