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碧波：大爷、大腿和我

梁碧波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央视网 2012年01月31日 15:36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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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男人见面不管大小一律彼此称“哥子”，管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叫“大爷”，是因为四川有几百年的袍哥文化——以前在袍哥中各堂口码头管事的就叫“大爷”。我认识的第一个大爷是高峰高大爷。93、94年，高大爷老往成都跑，拍《胜利》和《解放》。95年，在桂林开会，我又认识了一个大爷，是魏斌魏大爷。他当时喊了一拨人去吃饭，叫“百年饭”，说是以后要拍一个丛片，名字叫《百年》。

北京人管有名的艺术家叫“腕儿”，我们四川人不这么叫，我们叫“腿师”，特别卓越者叫“大腿”。原因是腿的任意部位都比腕粗，叫起来过瘾、解恨。我认识的第一根大腿，叫陈晓卿。94年，在银川开会，他随身带着WALKMAN，走坐都听着外国交响乐，风雅得很。那次会议是康建宁康大爷组织的，几乎汇聚了当时纪录片界的所有大腿。陈晓卿，是最嫩的一根。

后来体制内的中国纪录片史，就是大爷们和大腿们的折腾史。他们联系紧密，活动频繁，互相捧场，共同提高，折腾出了不少好片子。我师傅王海兵说：9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纪录片的上升时期。我懵里懵懂地追随其后，参与了一些事情，《三节草》就是其中之一。

1997年1月一个巨冷的晚上，我和我师傅乘同一个航班到了北京。我是路过北京去巴黎，师傅是到中央台开一个不知名目的会。送师傅到宾馆后，我没下车就继续走了。谁知没走多远师傅的电话就追了过来：快回来，这个会就是“百年”，魏大爷叫了你的，房间都订好了。于是我又掉头回去，在宾馆门口见到陈晓卿，我问：都谁来开会？陈晓卿说：都是大腿，哪一根都比你粗。果然，我上楼以后见到了康建宁、高国栋、段锦川、蒋樾、吴文光、祝丽华等一批我景仰的人物。

第二天，魏大爷、王新建、陈晓卿召集大腿们开会。新建当时的职务我至今没弄清楚，只是觉得如果按日本电影职员表的岗位设置，应该叫“主催”，因为后来催选题催进度甚至催发票都是他。会开了一天，归纳起来一句话：回去拍一部片子，从凡人小事入手，反映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沧桑变迁，十来部片子合起来就叫《百年》。当时我觉得大爷们就是不一样，还没到世纪末就晓得反思。

回到成都，我开始找题材。一个月以后，听到一个传奇故事：1943年，16岁的成都汉族女学生肖淑明被摩梭土司喇宝成娶到有最后的母系社会之称的泸沽湖作压寨夫人，一去就是五十四年。96年夏，成都一家牙膏厂出于商业宣传的目的，把肖淑明和孙女拉珠接回成都耍了半个月。

为多了解一点肖淑明的情况，我去找了牙膏厂的老总迟洪洲。迟总告诉我，肖淑明回泸沽湖后就想把拉珠送到牙膏厂去工作，已经给他写了好几封信。迟总把信给我看了，并说他还打不定主意是否接收拉珠，因为当时厂子正有官司缠身，如果输了，就很难维系。

这个故事让我觉得有点意思。肖淑明的一生经历了土司制度、解放、民改、以及新中国发展壮大的各个阶段，她本人的身份也经历了国民党军官小姐、学生、土司夫人、干部家属到普通农妇的多次转换，身世很是传奇。拉珠去成都这件事，去成了，皆大欢喜；去不成，过程也很有味道。因此，值得赌一把。

我向魏大爷、王新建和本台台长易为平易大爷汇报以后，他们都说要得。于是，我和助手杨益、录音师陈良来到泸沽湖，住进了肖淑明家的柴房。

我们见到的肖淑明，是一个70岁的太婆，但精神健旺，身手敏捷，思路清晰，谈吐不俗，而且讲的是双语：摩梭话和成都话。为送外孙女拉珠到成都，她一天到晚都在打主意。

拍什麽和怎麽拍，是我永远没想透的两大难题。泸沽湖有美丽的湖光山色，有奇异的走婚制度，这些东西起初很诱惑我们。但在深入采访之后，渐渐觉得这些东西只能是底色、是背景，是自然背景和社会背景，站在前台的，应该是人，是人在社会历史变迁中的行为和内心世界。

在去泸沽湖之前，我想当然地认为，现代文明给当地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们一定为此很伤感。呆下来，我才发现情况完全相反，他们不仅不抵触，反而很渴望，并且以超乎寻常的热情在追求着现代文明。肖淑明急于把孙女送到成都去这件事就是明证。

在肖淑明看来，只有把孙女送回成都，孙女才有前途，而孙女回到成都，不单是孙女的事，更是肖淑明自己肉体和灵魂的回归。象很多东方人一样，肖淑明对生命有一种轮回感。

拍摄的过程异常艰苦。我们经历了罕见的高原泥石流、长达两个月不能洗澡、在雨季里每晚抱着湿漉漉的被子睡觉，最难熬的是无所事事的日子，——肖婆婆经常好多天啥都不干，火塘边一坐就是一整天,我们只好以打苍蝇来混日子……一言难尽,就不说了,反正大爷大腿们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进山以前，陈晓卿送了我一本书《电影语法》。这本书成了我当时的“圣经”，每天白天拍，晚上对照总结，然后向两个兄弟道歉：实在对不起，今天又有地方差点意思，可能让你们白辛苦了。两个兄弟通常都宽宏大量地拍拍我的肩头：莫来头，你明天照书上画的拍就是了。

从五月到七月，我们一直住在肖淑明家，研究她、跟踪她、拍摄她。其间王新建几次打电话要来泸沽湖，我们觉得泥石流这么严重他还要来，涉嫌对当地的走婚习俗有不切实际的想法，动机不纯，就坚决地拒绝了他。到七月下旬，素材已经32小时，“送拉珠去成都”这件事也有了结果，于是，我们结束了前期拍摄，匆匆赶往北京，参加陈虻陈大爷在二十一世纪饭店组织的“国际纪录片研讨会”。会议期间把素材放给王新建看了一点点，他又说要得，于是我就编成了一部片子叫《三节草》，经师傅斧正以后幸运地通过了魏大爷和易大爷的审片。高大爷在他当时的国际部办公室里看完后说：好看，象故事片一样。这句话让我飘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