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回家》

——一次拍摄经历

郝跃骏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纪实台 2012年10月08日 16:28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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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

　　在东莞的一个临时车站广场，挤满了到广州乘火车的民工。高音喇叭里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不许卖猪仔，不许甩包，不许……”。摄影机一到，便不时有人前来盘问并试图阻拦拍摄；凡是到广州的车，一见这玩意儿就马上掉头，客气点的则说这车不到广州。几经周折我们还是与三姐妹混上了一辆写着“东莞直达广州”的“民工中巴”。

　　中巴拉了满满一车人，除了司机，车上还有六只眼睛在不停地左顾右盼，不时说着些什么，一副紧张的样子，看来车主们好象是在躲避警察。他们一路上绕来绕去，可最后还是在一个弯道过后被警察堵了下来。半小时后，几个人骂骂咧冽上了车，说是被罚款××元。我算了一下，他们此行可能要白干了，几个人没说一句话，有点可怜的样子。我甚至有点同情，这些人挣点钱也真不容易。中巴车又上路了，可仍在不停地往车上塞人。

　　快到新塘时，中巴又停下了。“全部到下面换车！否则又要被罚款，快！快！”车主冲着乘客叫道。一念之下，我甚至没来得及想什么，便跟着三姐妹下了车。在车主的引导下，我登上了前面的另一辆中巴，当时只想找一个便于拍摄的位置，可身体还未坐稳，车子便启动了。我习惯地举起了摄像机——

　　矣？怎么三姐妹只有大姐风英一人在车上？另外两个呢？

　　我一着急便停下了手中的摄像机，对着司机大叫：“你干什么！我人还没上完，你给我马上停车！”“你不用急啦，你的人就在前面那部车里喽，我们紧跟着就行啦，不会丢的，已经给说好的啦，她们会在停车处等你们的啦”。

　　眼下的一切是在不到一分钟内发生的。不要说三姐妹，就连我这个到过十个国家，见过大小世面，更有着许多冒险经历的人也没反应过来。此时，我才知道什么叫“卖猪仔”∶这辆车把乘客买给另一辆车，再由另一辆车负责拉进广州城。“卖猪仔”所得到的是“买猪仔”价格的三倍。

　　因为不想干预她们，所以我们也就没有任何事先约定的地点。三姐妹第一次离家，也是第一次回家。广州站人海茫茫，人员复杂，她们人生地不熟，完全有可能走失踪或被拐买……，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不仅几天来的拍摄将白费，我也无法向以她们为荣的城市、企业和两千公里外的父母交待，后果不堪设想。更让人哭笑皆非的是，好不容易找到的跟踪对象，才刚开始跟踪，人却不见了，被你“跟”丢了，这不滑天下之大稽？

　　我越想越着急，越想越觉得问题的严重，于是，再也无心拿起那不到二十公斤的５５０数字摄像机。离广州越近，车走的越慢，最后完全被堵死在离车站不到五公里的高架桥上。从东莞到广州不过一百公里，可我们已花了整整六小时。

　　好不容易磨到了停车点，我急忙冲下车，可哪里有什么人在等我们。这里距广州站还有不到两公里，人流顺着道路两侧向车站涌去。远处密密麻麻的人头，黑压压一片，只要加入进去，便再也分不清谁是谁。此时，我恨不得把“卖猪仔”的人撕了，可这又有何用？

　　停车站旁有个小买部，里面的人可能是这里唯一不会走开的人。我急忙上前打探，小老板想了半天，“半个钟头前，好象有两个打工妹问我电视台在哪里。”天啊，这里有广东省台、市台、有线台，不下十家电视台……，我没敢往下多想，安顿好剩下的这一个，便往车站方向奔去。

    路上，遇到一辆巡警摩托车，我拦了下来，说明身份和情况后，两个巡警挺支持，顺势堵下了一辆违章摩托叫我骑上。于是，巡警在前开道，我骑着那辆“违章车”尾后，径直朝附近的广州电视台驶去……

　　一个小时后，没找到任何线索。巡警说他们还有任务，建议我们还是到车站去找。道谢后，万般无赖的我只有带着大姐风英和我们的行装，向挤满了民工的车站走去。录音师则还想到另外一个客车站去碰碰运气。

　　冬日的广州，空气中竟没有一丝凉意，让人透不过气。平时，每天可以连续十六小时挥舞摄像机，不知拖垮了多少乡村干部的我，此刻只感到手中的家伙越来越沉重，大汗顺着额头直往眼睛里灌。

　　此时，广州站已人满为患，并开始向铁道部告急。这天的客流量已经突破八万。铁道部紧急派来“督战”的刘总与羊城铁路公司的领导还在紧张地抽调车辆，“春运指挥部”的工作人员进进出出忙成一团。我不便打扰，便找到了党办的老吴。老吴已为我们定好了明天的车票，听说丢了人，自然也很着急。不一会儿，车站广播员播出了新的寻人启示。

　　当坐下来擦汗喘息时，我才发现我们还没吃午饭……。

　　又过了半点钟，我无法再坐等，便来到广场。这里不算手提话筒，至少还有四组高音喇叭在同时播放着不同的信息，每组喇叭只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才能听到。而最叫人心烦的是那个不停播放着“住宿广告”的喇叭，它的声音最大、最尖，也最刺耳；天上不时低空掠过的大型飞机，几分钟一次便可淹没广场的其它噪音。

　　难怪在钟楼下等候的老张，竟没有听到一句寻人启示。看来不行，我三步并作两步，挤出人群向车站办公室奔去，看车站方面是否能协调或想一个更可行的寻人方案。就在这时，有人来告诉吴主任，说到重庆的１４２次已证实无法解决充电问题，又一个难题，可比起找人来，这已不算什么了。

　　焦急中我顺手想摸颗香烟压一下内心日益聚增的不安。

　　“唉呀，我的腰包，腰包不见了”！我襟不住大叫起来。腰包里有我的所有身份证件，采访介绍信，明天的车票，以及此行的所有发票和部分盘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后果似乎比丢人更可怕。这下可彻底完了，人海茫茫，我到哪里去找？即便有人拾到，他本人也愿意学雷锋，恐怕也不会有功夫寻找失主或交有关部门。什么叫“雪上加霜”？什么叫“祸不单行”，没有比２月１日更倒霉的日子了。

　　我找遍了刚才去过的所有地方，没有人见到过什么“装得鼓鼓囊囊的腰包”。此时，钟楼上的时针已指向五点三十分，再过一个小时，天一黑……我不敢再往下想。

　　几个来回，我早已成个“汗人”，汗水顺着已没剩几根头发的小头直往下流，我不知道也还没见过纪录片人物的“气急交加”会是个什么样的表情，可我似乎明白，拍“纪录片”需要功力，恐怕也需要一点运气。

　　几乎绝望中的我，最后来到了车站大厅的安检处。一个带背章的中年安检员听着我焦急的讲述，呆呆地看了我半天，没等我说完便起身道：“唉呀，你跟我来好啦！”

　　这以后的事，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是真的了，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我在人海中丢掉的那颗“针”不知又被什么人捞了起来——我领回了那个丢失了的腰包。在车站的一间办公室里，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感谢谁才好，反正眼前有一大群着深兰制服带大盖帽的车站客运员。

　　车站的大喇叭不时又响起了寻找打工妹的启示，尽管我知道这可能只是一种安慰，但我有一种感觉，死物能找回，何况活人。于是，我们兵分三路，吴主任在钟楼下守候，我们散开四处寻找。

　　车站四周坐满了人，几乎无法插脚；我爬上一个临时建起的广播站，这是广场前的一个制高点，可居高临下见到的只是些涌涌动动的后脑；通道象罐头瓶一样，塞满了流动着的大包小包和贴满了美人像片的木箱。

　　于是我只有随着人流茫然挤去。人流推着我由西向东，又由东向西……。

　　忽然间，我只感觉到眼睛左测有块红色一闪，上面似有个熟悉的符号划过。我急忙转头，只见人头之上有一块红色的牌子在游动；再仔细一看，上面用毛笔清清楚楚写着硕大的三个字“郝跃骏”。一阵激动，我拔开人群向那红牌冲去，真是些聪明的小东西！几乎是在同时，陈风英的小妹陈秋芬也看见了我。

　　我不知道如果是纪录片是否可以在此时用慢动作？然而，我只是差了一点点，便把她们拥抱了起来∶“你们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往手机上打电话？”

　　……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只是拍摄《回家》的一个前奏。在大起大落，大悲大喜之后，却突然又如此戏剧性地以“大团圆”划了个句号。一切来得都是那样的毫无准备。

　　以后的几天，每当拍摄空余的时候，我便会想到这段已经过去，但很可能永远难以再现，想起来就让人揪心的经历；如果事发当时就有个局外人，把我们与被拍摄者这段不同寻常的可笑故事纪录下来的话，那一定是一部比《回家》更好看、更具戏剧性的好纪录片。

　　事后，许多朋友问我当时为什么没开机？我无言以对，一部好纪录片产生的过程绝对是一次情感投入的过程，可同时也许是一次不断摆脱情感的过程。因为我难以做到，所以我也就难以成功。

　　第二天，三姐妹随着回家过年的人流，终于挤上了从广州到重庆的列车。那上车场面给人的震撼，除了摄影机，我永远也无法描述。同车的一个打工妹都对我说，今天回家的条件比起五年前已好得太多、太多。那么，十年，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后呢？

　　不管怎样，只要中国人还过大年，出门在外的人就一定还要回家；对他们和对于我这个亲历者来说，没有什么情感能比回家更挚酌和感人的了；恐怕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他们每年一次的回家过年——我深信。

　　大年三十的下午，当三姐妹在故乡小路的山坡上，见到远处母亲和家人的身影，声音哽咽地叫出一声“妈——妈”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眼前一片模糊，只有几个红点在绿色的田野中奔跑、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