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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回家》

——一次拍摄经历

郝跃骏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纪实台 2012年10月08日 16:28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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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电视台海外专题部的《过年》策划会上,我突然想拍这么一个“人回家”(而不是动物回家)的故事:每年春节前,在中国大地上,一支由上亿人组成的庞大队伍,便开始了由东向西,皓皓荡荡的流动,他们要到哪里?去干什么?此时,几乎所有的交通部门,包括最高官员到普通乘务员都在为这支队伍而紧张、忙碌起来,——这便是外出打工仔、打工妹一年一度过年回家的狂潮。就在这时,几个从四川来的打工妹也加入了这支大军。经过几天几夜,千辛万苦,她们终于在除夕前赶回了自己的家中;节后,一支更为庞大的人流队伍又开始由西向东流去……。

  我想,中国人对春节,对家庭、故土和亲人团聚的重视,可能没有比回家更强烈的了。对于万千远离故土的打工者来说,过年就是回家。透过这个故事,可以让人们感受到潜藏在这些行为后面的含义和文化的积淀。不管怎样,反正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几乎每个中国家庭都有可能出现这么一次情感经历。第二天,大家都很激动,计划顺利获得了通过,并把拍摄的起点定在了广东。

  于是,春节前我来到了广州站,想在这里寻找我的跟踪对象。我对广州站并不陌生,95年夏天拍纪录片《山洞里的村庄》(第二部)时,我曾经跟踪几个从云南来广东寻找亲人的山民,在这里被保安怀疑是“海外媒体”的“曝光者”,被盘查审问了半个多小时,并被责令马上离开。所以,我对这里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早有心理准备,并提前办好了采访手续。

  这是春节前的第八天,广州站的客流量已开始进入高峰,每天达到了七万六千人,以后的几天,每天竟有十二万人涌入这里,把个车站广场挤得水泄不通。人流中几乎96%是到广东打工的外来民工。他们必须在节前赶回自己的家。

  春节前的车站,混乱而无序,任何人在这里都会感到一种紧张的气氛。身上带了一点钱的打工者,除了一起上路的老乡,他们不会相信任何人,更何况是年轻的打工小妹。几经折腾,我才发现要在这里找到愿意被跟踪拍摄的人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于是,我们又返回到了东莞,在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硬是从当地几十万打工妹中找到了今年要回家过年的陈风英三姐妹。她们在东莞宏远工业区内的一个外商独资企业打工,在拍完三姐妹在这里的打工生活后,她们所在的企业和当地有关部门把三个活泼的女孩子交给了我,并再三嘱咐要保证她们的安全。

  其实,我知道我是在啃一块硬骨头,安全肯定不会是问题,难度在于怎样既保证不干预她们的正常行程,确保纪录的真实,以及对不可预见和其它突发事件的捕捉,同时又怎样使我们携带的大型拍摄、录音、照明设备和其它行装能与她们同步行动。在拍摄方法上,我仍想试着沿用《山洞里的村庄》的方法,把自己“藏”起来,没有采访,没有摄影机与被拍摄对象的交流,也没有“我”的主观视点,一切都是事件、故事和人物的自然流程。为此,我考虑过多种运作方案,而最重要的是,怎样既“在事外”又能与她们一起挤上那趟连厕所也要站七个人的火车。

  这是1997年2月1日,距大年三十还有六天。我已经把仅有三人的摄制组一分为二,摄影助理小刘在广州站观察拍摄;我与录音师老张轻装再次回到东莞,紧跟着三姐妹。

  三姐妹一人背着一个一看就知道是打工妹的提包离开了住地。她们没挤上从厂区到车站的公共车,便上了三辆“摩托的士”。我没有关机,只是快速拆开与录音师连接的吊杆话筒线,跟着追了上去。摩托的士的速度很快,在公路车流中穿来穿去。我肩扛着摄像机,另一支手从头上绕过来紧握着提手,摩托车一会儿突然加速,一会儿急踩刹车,没有了依托的身体在车上一会儿后仰,一会儿前倾,当行至与拍摄者平行时还得不时作“原位”九十度的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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