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采访对象:陈晓卿
1986年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原北京广播学院),主修摄影,同年被推荐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摄影美学,1989年毕业后进入中央电视台,现任《见证o影像志》栏目制片人。代表作有:《龙脊》、《远在北京的家》《刘少奇》《朱德》《森林之歌》等。
记者:姚雪青、李英
采访时间:2009年4月16日下午三点
采访地点:翠微路21号院《见证o影像志》栏目组
记者:您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2003年由于非典的原因,外出拍摄受影响,所以想到做《甲子》,这是你们做《甲子》唯一的缘由吗?
陈晓卿:两个方面:客观上,外出拍摄,2003年特别困难,2003年的年底,我们就策划了《甲子》,2004年初开始播。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积攒了比较多的社会史和民生史的图像、影像资料,之前也用过,像《百年中国》《一个时代的侧影》等,都用过。《一个时代的侧影》为《甲子》开了一个好头。当初就觉得这个方式比较好。我们很想实现一种新史学的范式,即海登o怀特提出来的"历史就是叙述"。我们想实现这么一个概念,尤其在影像史方面,这是非常可行的。
至于为什么要叫"甲子",这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种纪年方式,它以十二年作为一轮来纪年。电视媒体一般比较重视逢五逢十的纪年方式,比如说今年是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纪念,去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等等。但是这种逢五逢十的纪年方式,也给电视表达带来了一种框框,这些框框,说白了就是一到了这些年的逢五逢十的纪念,在宣传口径上,对这种纪念会有比较细致的要求。这种仔细,一方面是个宣传平台,可能会对我们有一个斧正的作用,同时它也可能会对你有一定的限制。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如果我用天干地支这种中国式的纪年方法,就避开了很多敏感的年份,谁也不会说纪念某某二十四周年或者三十六周年的,非常少。这就给我们的叙述带来了更加宽阔的可能。这是我们做《甲子》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尤其是遇到一些非常敏感的年份,比如说前年,2007年,它可以是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它也可以是反右斗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巧妙的规避,也会让我们的叙述更加丰富。
记者:是不是在你们做第1期(2004年《申年记忆》)的时候,就已经策划好了要从2004年做到2015年(12期),做完一个甲子系列的六十个年份?
陈晓卿:对,是这样的,从2004年即第1期开始,我们就策划好了后面的整个系列。
记者:既然《甲子》是做1944年到2003年这六十个年份,那么,2004年到2015年这十二个年份不就没法做了?是什么原因让你们舍弃这段年份不做呢?
陈晓卿: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这种历史类的纪录片栏目,还是比较多的。我们开始经营这个历史类纪录片栏目的时候,也存在着一种盲目地堆砌历史史料的做法,但是后来很快发现,我们必须要有一种历史学的史观和研究的方法。对于《见证·影像志》这个栏目来说,大家都非常赞同法国年鉴学派的做法。
在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里,十五年或者说十年是一个观察期。直白点说,如果没有十二年这样的历史跨度来观察一件事的话,可能不容易看清事情本相。比如说,如果今年我们做去年,它的历史积淀还没形成,我们在看这一年的时候,还有"只缘身在此山中"的那种迷惑。我们认为过了十几年之后,再回头看从前的影像,它就会重新焕发出一种生命力。
记者:这也是黄仁宇先生所说的"大历史观"。
陈晓卿:对,一样的。这其实都是新史学的一些比较交叉的观点,很多做历史的电视栏目,他们在复述历史的同时,往往缺少一种学术上的支撑,我们找到的这种学术上的支撑就是年鉴学派或者说新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记者:素材是哪里来的呢?我们看片子时,其中有很多以前从未见过的画面,你们当时有没有找到一些独家的资料呢?
陈晓卿:独家资料肯定有,但是很多资料您之所以没有看到过,是过去我们很少用它,或者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读解它。刚才不是说"历史是一种叙述",其实看历史是一个读解的过程。过去可能是同样的画面,只是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它是在一个非常毋庸置疑的、一种全知全能的宏大叙述之中。
电视的画面语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指向不是那么明确。你把它刨出来重新看一遍,能够读出来其他的意思。在这同一影像里面,亲历者往往给我们一种个体角度的叙述,也包括他个人的回忆录、日记、口述等,往往能给我们带来观察历史的新的角度。比方说:毛主席去西苑机场检阅部队,和民主人士见面,这个画面其实大家看过很多次,但是,具体和民主党派人士如郭沫若、张澜等怎么照相,你如果仔细看,反复看这段画面,你会发现,毛主席很谦让,想让自己排到后面去,因为他个子高,后来大家还是让毛主席站到了中间。这种叙述就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威信是处在一个最高点。那么您重新读解它,就会有新的意义。而且不同的亲历者,都会努力给你提供新的读解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