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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最后的棒棒》:第一代农民工命运的缩影

纪录动态 中国青年报 2015年09月16日 09:4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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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19日,患有严重高血压的63岁的棒棒老黄,被一中年男子叫进房屋,要求他从蹲便器里掏出铝制的长柄勺。

10厘米长的饭勺是舀狗食的,却掉进了马桶下水道,专业疏通人员也没辙。唯一的办法是用手取,房东自己不愿意干,便叫来了棒棒。

老黄双膝跪在厕所的地砖上,撸起袖子将右手伸进蹲便器。“给多少钱?”趴在厕所地上的老黄停下手来,抬头问雇主。“你要多少?”急着上洗手间的雇主双手捂着腹部。

“20?”“赶紧,赶紧。”老板没有压价。老黄取出了勺子。事后,他用香皂洗完手,房东连这块香皂都不想留,让他“丢了算了”。

事后,老黄的徒弟何苦问他,为什么把手伸进马桶之后才谈价?他说谈价之时他的手已抓到了勺子,并确认能拿出来。

“能取出来,也不费事,10元都可以干。”老黄对徒弟说,自己装出很费劲的样子,就是想要个好价钱,“本来想要30元的,但又摸不清老板做人的深浅,怕他再去找别人,所以只要了20元,20元已经不少了。”

在何苦完成的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中,有很多类似的场景。这部纪录片就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可以最直观地知道:谁在做棒棒?他们为什么干这么劳累的活儿?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

他的生活就像走向一个接一个的红灯

透过《最后的棒棒》这扇“窗户”,可以看到:棒棒代表了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命运和奋斗。他们为了孩子能上更好的学校、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即使明知自己没有任何技能和知识,在城市缺乏竞争力,依然选择进城下苦力。

他们奋不顾身地选择这种注定艰难的生活,必然意味着,此前他们的生活更贫穷、更无奈。

棒棒们都是有故事的人,比如《最后的棒棒》的主角老黄——何苦在街上随机选到的老师。“他的生活就像在城市马路,赶上一个红灯之后,一个个红灯约好了似的等着他。”何苦说。

1949年11月16日,老黄出生在重庆一个偏僻山村。他的童年记忆贯穿着饥饿、寒冷。改革开放后,他的日子才慢慢变好,每年都有余粮。1988年初,快40岁的他走进了一个有3个孩子的寡妇的家里——她需要种地的男人,他需要生娃的女人。

这段未领结婚证的关系,却让老黄的生活再次陷入艰难。他俩有了孩子,她成为“超生游击队”;被罚款后,他债台高筑。

为了还债,老黄成为中国第一批“农民工”,外出挖煤,把所有钱寄回“家”。3年后,他接到“速归”的电报,自己孩子的母亲即将和另一个男人结婚。女人无力独自拉扯4个孩子,身边需要男人。

老黄就这样在43岁时重新沦落到身无分文的境地,不得不再次外出挣钱,在重庆当棒棒。

家庭的残缺注定了很多东西:3岁的女儿寄养在邻居家,后来迷上了网络,学业渐渐荒废;初中毕业后,女儿辍学去广东打工,两年后女儿怀孕了;在外孙子快满3岁时,老黄提议女儿分期付款在镇上买房。

老黄拿出多年积攒的3万元钱替女儿交了首付,余款3年缴清,每年10万元。这个农村家庭从此发起了冲刺。赚钱和还债的压力让老黄不得不一直做棒棒,22年未曾间断。

对他来说,活着就是面对命运一波又一波的打击。患有严重高血压的老黄生活得非常窘迫,在身无分文时,他只得和何苦一起,在街头的条凳上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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