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
第三集 简介
本集详细讲述了日本军国主义最重要的载体——靖国神社的前生今世，分析今天日本政治家如何利用靖国神社来鼓动民意。同时，也通过翔实事例，讲述了战后德国人，如何面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污点，如何建立起真实的民族认同。
解说词：
靖国神社，这个位于东京闹市区的著名神社，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正在成为撼动地区和平的一颗定时炸弹。
这里供奉着246万自倒幕运动到日本近代历次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人，其中包括十四名甲级战犯，从1945年至今，共有15位日本首相来此参拜了68次。
（纪实同期：靖国神社前的右翼分子）
第125代天皇万岁
每年8月15日，靖国神社总会成为各方势力表达和传递自己思想的舞台。
蒋丰（旅日作家）：每年到8月15号，日本战败的这一天，日本的政治家来，日本的黑社会也来，日本的右翼团体也来，满大街暴力团的街头宣传车。我说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风景。
二战期间，日本军人在战场上狂热玉碎的场面让美国人震惊又不解，在这部1944年美国人拍摄的纪录片中，探寻了这种军国主义与靖国神社之间的联系。
纪录片同期：天皇对日本人来说，是用最神圣眼光仰视的神。战死后被祭祀在靖国神社，是日本人的最高荣誉。
南村志郎（日本友人）：靖国神社就是军国主义的一个依靠。
靖国神社是天皇为纪念为他战死的军人而创办的国家神社。国家神道宣称，日本是神的国家，天皇是现人神，日本民族以其绝对优越性，负有统治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因此，国家发起的战争都是圣战，为战争而死的人必须得到隆重的祭祀。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战前靖国神社是一个国家的神社，或者说国家用神社这个形式来动员民众去参战的一个机构。
与其它神社不同，靖国神社由陆海军省直接管辖。战死者的灵魂进入靖国神社，可以受到天皇的参拜。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你们是为天皇陛下献出自己的生命，你们不是白死，日本非常郑重地把你们供到靖国神社里。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个靖国神社显然不能存在，因为它本身就是军国主义的一个机器，所以战败的时候，美国开始也是想，麦克阿瑟那时候想烧掉它。
这是1944年美国战后计划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靖国神社并非宗教，而是培养具有攻击性的国家主义精神的场所，必须予以废除。
就在美军进驻日本的前一天，陆军省负责神社事务的官员秘密拜访东条英机，寻求他对处理靖国神社的意见。东条英机的答复极为坚决：靖国神社必须永远存在，天皇亲拜必须保留。
于是，靖国神社展开了自救行动。这是时任靖国神社宫司横井时常当时的录音。
横井时常（原靖国神社宫司）：为了圆满从事，就改成对方喜欢的形态。改成纯粹宗教的形态。名称叫什么都无所谓。庙啊宫啊都行。
他向盟军宗教事务负责人游说：靖国神社可以变成一个民众娱乐休闲的地方，靠游玩消费活下来。就这样，本应被铲除的靖国神社得到了一线生机。
1945年12月15日，盟军总部发布神道指令：废除国家神道，实施政教分离，断绝国家与宗教的关系。
事实上，就在此前一个月，预感到陆海军省将被撤销的靖国神社，匆匆忙忙为两百多万二战战死者举行了一次最大规模的招魂仪式，而这两百多万所谓的战争英灵，就成为日后日本右翼政治诉求的一个载体。
从1969年开始，自民党利用战争遗族的推动，在国会中六次提案，要求靖国神社国有化，企图恢复靖国神社原有的地位。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这二百多万人他背后家属更多了，因为自己的亲人为日本牺牲了，按理说本来有一个很崇高的名誉。也很好的待遇，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国家又不管了。所以就鼓动这些人，发出很多抱怨的声音，要求国家来管靖国神社。
由于在野党的强烈反对，靖国神社国有化的提案连续六次提出始终未能通过。于是，自民党又提出让政治家参拜以提升靖国神社政治地位的迂回策略。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我们就莫不如动员政治家们去参拜靖国神社，动员外国元首也去参拜靖国神社。如果这个要变成了现实，这不等于变相地变成国家管了吗。
自民党还掩耳盗铃地将参拜区分为正式参拜和私人参拜。
步平（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谁能说明你是正式还是非正式，所以后来日本法制局就被迫提出来一个标准，四条。你参拜的时候要写上你的身份的话，你就是正式参拜。写上你的名字就是私人参拜。你带着随员坐公车而不是自己开车去，就算正式参拜，你自己开车就算私人参拜。
1979年，日本媒体突然宣布，二战时的14名甲级战犯，已经在一年前被秘密合祀进靖国神社，这是执政党玩弄的另一个小花招。早在五十年代，他们就通过修订法律将所有因战争死亡的军人定义为公务死亡。1965年，厚生省将14名甲级战犯的合祀祭神票送到靖国神社，但因为关于靖国神社国有化的争论十分激烈，为了不引起社会舆论上的麻烦，一直拖到1978年才秘密将这14名战犯进行了合祀。
甲级战犯的合祀，让靖国神社问题在20世纪八十年代，骤然尖锐起来。
1985年8月15日，二战胜利四十周年之际，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他参拜了以后知道中国反弹很强烈，于是乎他就想挽回了。
解说：在一次会议上，中曾根做了如下发言。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就说一个人做事情很有可能会遭到反对，他说我就做了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你们可以拿泡沫什么东西往我身上泼吧，我是做了这样一个思想准备。
1986年8月14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后藤田正晴发表谈话，表示为了回应国内战争遗属的情感诉求，同时强调要重视国际关系，考虑各国国民的感情，决定首相不再参拜靖国神社。
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持续衰退，民族主义成为提振国民精神的一种手段，否认战争、将承认侵略视为自虐史观的右翼思潮大行其道。靖国神社变成了政客们表演民族主义、取悦民意的一个舞台。
2001年，小泉纯一郎当选日本首相，自此连续六年参拜靖国神社，使日本与东亚各国的关系降至冰点。
刘德有（中华日本学会名誉会长）：暧昧啊，只是一种手段，不是民族性，你看日本人动不动什么对不起啊对不起，但到了关键时候，他不说对不起，那是牵扯到他的利益问题了。
2013年底，二度当选首相的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次年，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拜谒太平洋战争中的阵亡者墓碑时，声言要遍寻日军在太平洋的足迹，表示对战死者的感激与尊敬。
蒋丰（旅日作家）：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悼念死难烈士的事情，靖国神社已经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场，已经成为了一种日本右翼的意识形态的一种工具，这才是核心问题。谁要想获得选票，谁就在8月15日这一天来参拜靖国神社。谁要想获得一种潜在的国民的支持和右翼包括财阀的支持，谁就到这儿来。
同期声：这个没有标价
多少钱
这是日俄战争的。
每逢周末，靖国神社前的跳蚤市场上，这些旧日本军队的遗物，军服，军号，军人手册等物品，都有不少人光顾购买。
在靖国神社里的游就馆里，正进行着“大东亚战争七十年展”。当年侵华日军将领们的照片和他们的所作所为，被做为英雄事迹陈列在馆内。
鸠山由纪夫（日本前首相）：日本国民不了解这样的事实，从右翼分子到一般民众都说去参拜靖国神社到底有什么不对，中国的战争受害者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斗争，才决定只有甲级战犯是有罪的，其他人是无罪的，日本国民却无视了这种感情，中国人民当然会生气。
安倍晋三曾辩解，他参拜靖国神社是为全世界各国战死者祈福，在这个供奉着杀人者，侵略者的地方，这个解释正是日本不能诚实面对历史的最好写照。
在德国柏林市中心，矗立着一片由2711块水泥柱组成的纪念碑群，纪念碑上没有任何文字。整个纪念碑群足有四个足球场大小，没有一般性建筑的主要出入口，高低不一的灰色水泥柱随着地形波浪般起伏，像一座座巨大的石棺。这是德国为在二战中遇难的犹太人所建的大屠杀纪念碑。
在国家政治中心的心脏位置，建立如此庞大的碑林，来纪念当年纳粹暴行受害者的举动，在德国国内经历了漫长的争论。
1988年，一位德国女电视记者向社会发出倡议，在柏林原秘密警察总部的遗址上，为纳粹时期的被害犹太人建立一座纪念碑。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最早提出意见的是一个女性，她给自己起了一个犹太名字，她并不是犹太人，她称自己蕾阿·诺许，这是个犹太人名字，她就是用这个犹太名字提议建立这座纪念碑。
蕾阿·诺许的提议引起了社会争论，首先，要不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强化德国人的罪责意识。其次，在秘密警察总部这个加害者遗址上建立一座被害者的纪念碑是否合适。德国统一之后，原秘密警察本部成为了展示纳粹资料的中心，蕾阿·诺许所属的市民团体随即建议将纪念碑建立在柏林墙曾经所在的空地上，希望将大屠杀作为东西德合并后的共同记忆。而这，再次引起了关于建与不建的激烈争辩。
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决定由联邦议会来决定纪念碑的建造，一年后，联邦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建碑决议，并向全世界征集设计方案，经过讨论，最终选定了来自美国的犹太建筑家艾森曼的设计，最初的方案是一个包含了4000多块石碑的巨大迷宫。
吕森：方案发布后，下一项争论开始了，因为它的表达过于强烈，以至于政府说，这对人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于是他们又进行了一些柔化处理。
最终，墓碑数量被削减至2711块。2005年5月10日，经历了17年的等待，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终于呈现在世人面前。
艾森曼曾经解释，无论是水泥碑数量还是形状，都不具有任何象征意义，它所要传递的，是一种撕裂的感觉，如同那些集中营里被纳粹从父母身边强行带走的儿童一样。碑群所矗立的地面，也故意修建成起伏不定的形状，就是为了让参观者行走其间时，内心体会到一种强烈的不安。
吕森：德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本国首都为战争受害者建立纪念碑的国家。是我们杀害了犹太人，那座纪念碑就立在我们国会的旁边，明确提醒着欧洲犹太人所受到的杀戮。
1992年，德国艺术家德姆尼希将一块铜板镶嵌在科隆市政厅前的路面上，上面刻有《奥斯维辛法令》的第一行。此举吸引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加入，成为著名的 “绊脚石”运动，人们在曾经遭受迫害的犹太人住所门前，铺设刻有他们名字、出生年月等信息的铜板。
吕森：学生们在城中四处寻找，寻找犹太人曾经居住过的住所，当然，所有的犹太人都已经被驱逐，其中大多数遭到了杀害。学生们是怎样做的呢？他们在这些地方立起小小的石碑，上面写着“这里曾经居住过一个犹太家庭”，以及这个家庭的名字。
姬田光义（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德国各地都有受害犹太人的纪念碑，日本有吗？几乎没有。因为政府不做这些事情，又影响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知。
同期：天皇万岁（天皇）
（希特勒：德意志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
日本和德国，都因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主义发动了二次大战。日本用否定和模糊战争责任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民族认同，而德国，对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肃清，近乎严苛。他们又如何平衡罪责意识和民族的自我认同呢？
这是1945年4月，美国占领军组织当地德国居民参观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大屠杀罪行时的场景。这些德国居民为自己民族曾经犯下的罪行所震惊。
吕森（德国历史学家）：二战结束时，德国人完全不喜欢自己的民族身份。正是在民族的名义之下发生了这些罪行，那么你还愿意继续属于这样一个民族吗？在这个名字下数百万人被屠杀。
前联邦德国总统海涅曼甚至宣称：我不爱这个国家，我爱我的妻子。
1985年，德国女记者杨森·尤莱特给许多德国人发出一封信，请他们回答一个问题，你爱德国吗？这个看似简单甚至幼稚的话题却在收信人中引起轩然大波。有人拒绝回答，有人愤怒申诉，还有人心绪不宁，很多人突然感到强烈的倾诉欲望，纷纷回信。杨森后来把回复信件集结出版，书中总结了回信者的感受，身为德国人是痛苦的。德国社会由此开始讨论，经过战后数十年对二战纳粹罪行的痛苦反思后，德国该怎样克服过去历史，形成新的民族认同。
吕森：在德国中部，有一个叫魏玛的小城镇。这个地方代表者德国文化的巅峰，许多知名的德国思想家、作家都生活在这里。但它的另一侧就是布痕瓦尔德。布痕瓦尔德是纳粹建立的一个集中营，数万人在这里死去或被杀害。这两者都属于同一个德国的历史，并且它们相距那么紧密，这是非常典型的。这就是我们德国人对自己历史的认识。就是说，它既不是黑的、也不是白的，而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对于德国战后对战争责任的认识过程，历史学家吕森有一个著名的三代人理论。第一代人回避责任，第二代人认为，自己应该承担起全部罪责，而第三代人则有了更加理性的历史观。
吕森：我的孩子们对德国对人类犯下的罪行、对二战的可怕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他们并不感到负疚。他们知道这确实是德国人做的，他们坦然接受，这是一种新的态度。
今天的德国，既不因在现实中取得的成就，而忘记它在历史上对人类犯下的罪责。也不因承担发动战争的原罪而妄自菲薄。反观日本 ，一直在模糊和淡化战争责任，不惜伤害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以保持虚假的民族历史认识，两种不同的态度，必然导致它们与周边邻国，在战后数十年发展中关系的不同走向。在世界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地区的和解与和平从未如此重要，昔日的战争魔鬼怎样才能消除当年被侵略国家的恐惧和憎恨，重新得到他们的谅解与信任呢？认真反思历史，真诚对待他国，是赢得别人理解、尊重和认同的重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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