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卿：体制内，现实里

2012年作者纪录片印象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南方周末 2014年10月30日 15:19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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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堂 

几乎一个月内，80后导演金华青凭借短片《花朵》，在三个国内外节展上折桂。其中被认为最重要的奖项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大奖”。这部影片从一所杂技学校开始：几个同学操练着不同的项目，毕业考试将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着墨较多的一位学员，已在这里读了四年，作为一名农村孩子，他很希望被杂技院团选中。然而，因为自身条件所限，梦想最后也没能实现。 

《花朵》的故事线并不复杂，但把更多的关注放在了杂技儿童家庭的生存境遇上，使这部影片具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高远的主题表达。 

获奖当天，金华青在微博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这奖应是颁给浙江卫视更确切。”并且@了自己的老板——浙江卫视掌门人夏陈安。浙江卫视的文化软实力不仅体现在“中国好声音”这样的娱乐节目上，还体现在它一直保留了纪录片创作团队和《人文深呼吸》等纪录片栏目。 

2008年至今，金华青一共完成了4部纪录片。《尘埃》调查的是在深圳打工的湖南矽肺病患者，《追梦人》关注的是横店影视基地群众演员，《孤城》则展现了玉门油田留守职工的生活，关心的都是小人物的命运。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体制内”的身份，但作品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作者纪录片的气质。 

1990年代兴起中国纪录片运动以来，很多重要的作品，都曾与主流电视媒体有着某种关联，有些是出自“体制内”纪录片导演之手，有些干脆就是电视台立项的纪录片作品。进入2000年后，由于电视泛娱乐化的大环境，各电视台的常规纪录片创作力量受到了抑制，大多数纪录片创作人员或闲置或转岗，或从事“重大题材”纪录片制作，反映社会现实的纪录片作品渐渐从主流屏幕上消失，或成为弱势。但这并不意味着“体制内”纪录片人对现实题材的漠视。 

2012年阿姆斯特丹电影节入围竞赛单元的影片《殇城》，就是央视导演赵琦的作品。 

该片故事背景是汶川地震。北川新旧两座县城，三个经历了生与死的人物，按照各自的路径展开故事。其中一个失去了多位亲人的居委会干部，一直热心重建家园，最后在分新房的问题上，竟然触犯了法律。《殇城》用了三年时间随性地纪实拍摄，尽管没有最终获奖，但也取得了进入电影节销售榜top10的佳绩。 

2012年最令我震撼的一部纪录片，也来自一位“体制内”导演之手。朱永涛，河南电视台纪录片创作室导演。 

2009年，受电视台派遣，朱永涛来到淅川县拍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纪录片，在完成移民安置宣传任务的同时，青龙村两户农民的生活吸引了他。 

六十多岁的杜银花和五十多岁的刘光敏同住在青龙村，他们两家是亲戚，论辈分，刘叫杜“外婆”。她们在一个教堂做礼拜，杜银花还是教会教务小组的负责人。影片一开始，杜婆婆带领教民们学习《路德记》：“路德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拿俄米是路德的婆子，路德还有一个婆子叫俄洱巴，他们一起要到迦南地去，那是个希望所在。但俄洱巴不坚定……” 

2009年，青龙村移民工作开始，按照政府规划，青龙村将一分为二，杜银花等处在淹没线下的村民要搬到新的安置点定居。杜银花得知居民新村没有教堂后非常焦急。一方面，她找到移民工作人员反映情况，另一方面，她希望把登记在自己名下的青龙村教堂的房产做成拆迁补偿。这种情况下，原地安置的刘光敏以及其他信徒与她产生了矛盾。 

片中，时而是精神层面崇高的教义，时而又是现实里的一地鸡毛，原本的亲人此时形同陌路，甚至反目成仇。在县宗教局等上级机关的协调下，青龙教堂最终得以保留，而杜银花和一些即将搬迁的村民将要面临没有聚会地点的尴尬。 

大规模移民开始了。杜银花把家中的什物收拾妥当，一个人走进了青龙教堂，在神像面前，她缓缓跪下：“主啊，我要走了，我求你与我同在，我想你不会丢弃我。现在，我真像一只旷野里迷途的羔羊，请你再给一次激励。求求你了。”摄影机静静地在一旁，不动声色记录下这长时间的祝祷。 

“拍摄的时候，实际上我和主人公一样感到迷茫。”导演朱永涛说。 

刘光敏和杜银花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刘光敏被任命为新的教务小组组长，生活一如往常；而在新的居民点，杜银花还在马不停蹄为村民筹建新的聚会场所。 

2012年3月，杜银花被确诊为食道癌晚期，当她从手术室被推出来的时候，“敌人”刘光敏出现在病房，刘光敏小心翼翼地为这位外婆擦脸、清痰，最后还轻声为她唱起了圣歌。泪水顺着杜银花满是皱纹的脸轻轻落下。 

近乎凝滞的镜头，《青龙教堂》庄严地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乡村记录下三年的变迁。看似杂乱无序的生活场景，表现了人、土地和精神信仰多个层面的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我看到的片子还不是最终剪辑版本，以我的工作经验判断，现在这部纪录片距离真正的电视播出，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当初，金华青的《花朵》在浙江卫视播出的版本只有18分钟，相当于原片长度的一半。这也是目前电视台的现实：不仅在导向方面要有政策上的谨慎，在叙述节奏上还存在收视率方面的考量。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体制内”纪录片人为我们留存的群体记忆，已然成为这个时代弥足珍贵的影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