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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访谈录(上)

刘效礼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人民网 2011年08月16日 11:1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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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效礼,1943年生于山东寿光。1966年进入中央电视台,从事电视纪录片创作。1988年被评为高级编辑,1991年获首届范长江新闻奖,1992年当选中共十四大代表,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获“中国电视金鹰奖20年突出成就奖”,2004年获“中国电视学术奖评比十周年特别贡献奖”。历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部编辑,中央电视台军事部副主任、主任,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主任,少将军衔。现为中国视协理事、兼职研究员,中国视协电视纪录片学术委员会会长,中国广播电视协会理事、专家组成员,南京政治学院、北京传媒大学、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四川大学广播电视研究所、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代表作品: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中华之剑》、《中华之门》,大型文献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解放战争著名战役》、《孙子兵法》等。

  刘效礼将军不寻常。他的舞台不是战场和军营,而是千家万户的荧屏。他不佩一枪一弹,没有指挥千军万马,而是带领一个肩扛摄像机的团队,走遍祖国河山,用镜头记录一个民族的历史。

  在40年的职业生涯里,刘效礼共拍摄了400余部纪录片,创造了中国电视界的许多第一:是亲历“五一”、国庆重大庆典直播活动最多的电视人;是唐山地震发生后,最早赶到灾区拍摄灾情的新闻记者;是在《说凤阳》里首次披露中国农村大包干真实情况的探索者;是首届范长江新闻奖的获得者,也是佩戴少将军衔的纪录片一代宗师,一部《望长城》,奠定了中国纪录片新的里程碑;三部伟人传记——《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让领袖走下了神坛,走近了人民,开创了历史文献纪录片的新形态;8集《中华之剑》则创下了万人空巷的收视神话……给红色中国续家谱、书写影像史记,是他一生的追求。  刘效礼说,选择电视,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将军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感谢命运,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让我有了今天。 

  “供来供去,供出了一个兵”

  刘效礼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小学五年级,这是一部关于苏联集体农庄的纪录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我们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有了创办电视事业的构想。但这对于一个生长在山东潍坊寿光的农家子弟来说,实在太遥远,似乎没有一点关联,直到他后来糊里糊涂进了电视圈,平生才第一次见到了电视。  刘效礼: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干一辈子电视。

  董岩:您小时候的理想又是什么呢?

  刘效礼:当兵。记得小学毕业的那年夏天,我12岁,怀里揣着母亲烙的糖火烧、腰上扎着父亲买的红腰带,光着脚走了90里路,到潍坊二中参加中学考试。这所学校的前身是美国教会学校——广文中学。我记得,学校校名还是由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舒同题写的。那次考试很顺利,在作文《我长大了做什么》里,我第一次写下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并做好了当海、陆、空任何一种兵的准备。  (刘效礼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日后会当一辈子记者,而且还会成为一名将军。而那时,中国的电视事业还没有诞生。)

  董岩:等待的日子一定很漫长。

  刘效礼:对。那时我每天都到村口放驴,等消息。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就像范进中举,一家人高兴地不得了。我至今还记得,母亲迈着小脚,东家进,西家出,借钱借粮供我去上学。和我一起考上这所重点学校的还有两个已经结婚的女同学。在从寿光到潍坊90里的上学路上,两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女同学,她们领着瘦小的我,一路小跑着去上学。

  上学没几天,学校便实行吃饭定量,后来又统购统销,粮食供应更紧张了。

  刘效礼:当时我是潍坊市少年篮球队的队员,运动量很大、饭量也大,常常填不饱肚子。那两个女同学便经常省下窝头,接济我。那时很不懂事,常常是拿过她们给我的窝头低头就吃,连句谢谢都没有说。后来上高中时,生活更苦了,赶上三年自然灾害,连咸菜都不够吃。在学校里,我有两大爱好,一是打篮球,二是写作文。语文课上,我的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念给大家听。

  (在刘效礼上初二的时候,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北京电视实验台筹备处,1958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正式播出,同时决定在全国逐步建立电视台。1959年,北京电视台首次转播了首都人民庆祝“五一”节大会和游行实况。中国电视诞生的那年,刘效礼刚满15岁,还是一个初中三年级学生。当时他并不知道中国已有了电视。)

  董岩:初中毕业时,空军来学校招飞行员,据说您也是其中的人选之一。

  刘效礼:父亲听说后,专门从家里拿了5斤大米赶来庆贺,最后因为家庭成分落选了。我的同班同学魏光修被录取了,成了一名飞行员。我们两人后来都参加了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那时我与陈汉元、崔屹平,一起负责电视实况直播的撰稿;我的同学魏光修则是歼七飞行编队的长机驾驶员,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检阅。两个同窗好友,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一个书写历史,一个记录历史,好多人知道了,都特别羡慕。后来魏光修成了兰州军区空军副司令。

  董岩:一个班里出了两个将军,命运真的很神奇。

  (1962年,刘效礼领到了两张证书:一张是高中毕业证书,一张则是入伍通知书。)

  董岩:是参加高考,还是应征入伍?

  刘效礼:当时班主任把准考证塞给我,劝我参加高考,说大学毕业后当兵一当就是军官了。但我还是坚决要入伍。一是响应国家号召,保卫社会主义胜利果实,二是实在是饿怕了,到了部队就有饭吃,就不会拖累家里了。父亲知道后,叹了口气说:我供你读了12年书,没想到供来供去,供出了一个兵!如果用这些钱买牛,牛生牛,能养多少头牛?!

  “到了北京贡献肯定比这里大”

  1962年夏,19岁的刘效礼和一批新兵登上了东去的闷罐车,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来到胶东半岛崑嵛山深处的一个新兵连,开始了4年多的军旅生涯。

  董岩:在部队能吃饱吗?

  刘效礼:还是吃不饱。有一次老班长偷偷端了碗红糖水给我,说:这个也解饿,喝了它。在部队,我先是干了40多天的炊事员,后又分到炮兵连、警卫连。除了苦练投弹、射击、刺杀这三大技术,还扛石头、勾墙缝、刷油漆、建营房。业余时间,打篮球、把读书笔记当成作文来写,仍是我的两大爱好。

  (在刘效礼入伍的这一年,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国的电视事业实行了压缩规模、合理布局、精简人员、提高质量的措施,以摆脱“大跃进”的影响。1965年9月,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等为广播事业题词,鼓励广播战线同志办好广播,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1966年春天,周恩来出席了第九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刘效礼:这一年的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政治形势的变化,让我失掉了去解放军重庆通信工程学院深造的机会。但3个月后,机会再次降临。10月的一天,通讯员跑步通知正在集训的我,带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速回连部,两位地方同志找他谈话。一见面,来人便介绍说,他们是中央广播事业局的。我听了很迷惑:哪里有个中央广播事业局呢?来人又说,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我这才明白,就是天天听的广播。他们接着又问了爱好、家庭情况,然后逐篇翻看我的学习笔记。最后说明了来意:经周总理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准备从部队选一批编辑、记者,条件是高中毕业、党员、班长以上。符合条件的不少,但你们师只有一个名额,不一定去得成,做个准备吧。

  也许是觉得希望不大,刘效礼并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简短的谈话竟改变了他的一生。

  刘效礼:20多天后的10月25日,一个战友悄悄告诉我:伙计,你要走了,到北京,刚刚接到军区的电话通知。下午指导员找我谈话:立即办理退伍手续,到北京去。他还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广播大厦干部处,10月31日前报到。

  董岩:当时一定很激动吧?

  刘效礼:在别人眼里,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可我想不通,也不情愿。我舍不得脱掉穿了4年4个月的军装,也舍不得离开朝夕相处的战友。这时连长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他妈的,你怎么不明白呢?!到了北京贡献肯定比这里大!”后来连里送行,炊事班专门煮了一只鸡,连长、指导员让我把鸡腿吃了,说路上不饿。

  (谁能想到,这位日后的中国纪录片大师,竟是被骂进电视圈的。多年以后,刘效礼想起这难忘的一幕,说过这样一段话:与其说是电视选择了我,倒不如说连长为我选择了电视。其实那时不要说连长,就是师长、军长也没有看过电视,一个班长就更不知电视为何物。后来,刘效礼拍纪录片《邓小平》,记得老人家1974年说过一句话:“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

  对刘效礼来说到北京搞电视,是不是也是一种运气呢?他在一篇文章中曾写了这样一段话:人要服从命令,也要服从命运!) 

  “这小子将来不得了”

  (当23岁的刘效礼踏进电视圈的时候,他还从没看过电视。那时,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事业遇到了挫折,全国13家电视台大多被迫停办。)

  董岩:那一年,来自济南和沈阳两大军区、与您一同进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共有30人。听说您是第一个报到的。

  刘效礼:对。那时红卫兵已经开始串联了,火车特别挤,我是躺在行李架上一路躺到北京的。报到后的工作是训练红卫兵,带着他们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检阅,那时能见到毛主席,非常激动幸福。1966年底,我们这一批的30个人分到3个台,我被分到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叫北京电视台。台领导戴临风对我们说,电视是一个需要脑力和体力的工作,因此你们的粮食定量要比一般的脑力劳动者要多些,每人每月34斤。

  (这一年,刘效礼的女儿出生了。他牵挂远在山东老家的妻女,但长达14年的两地分居生活才刚刚开始。)

  董岩:还记得您的处女作吗? 

  刘效礼:当然记得。那是1967年3月,我写了第一部纪录片的解说词——《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那时的电视荧屏,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新闻简报》是电视台长期的新闻节目来源,新闻片和纪录片则是采用最多的报道方式。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可我从来没有写过啊,我就问,怎么写?领导说你到资料室看看去,去看看别人怎么写的。我就天天钻到资料室,就这样边看边学,写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作品,还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董岩:您一定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次这么顺利。更没想到,后来会有更大的发展。  刘效礼:那时年轻,思想单纯,有工作热情,也有激情,天天就琢磨怎么写稿子。记者们采访回来,常常把镜头表给我,让我写稿子。有时,一晚上的新闻稿都是我一人写的,想起来挺自豪,也很幸福。后来台里又把写《首都军民庆五一》解说词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了初出茅庐的我。

  董岩:当时中国电视纪录片是不是受列宁“新闻影片是政治性强烈的‘形象化的政论’”的影响很深?  刘效礼:那时报道内容以国家重大政治事件、各条战线的先进典型为主,宣传基调是颂扬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周恩来访问亚非14国》、《欢乐的新疆》、《三口大锅闹革命》、《大庆在阔步前进》等多数电视纪录片都具有那个时代鲜明的颂扬教化色彩,宣传味浓、题材狭隘、形式单一,甚至连镜头如何用都有明确的规定。

  (当时写解说词主要是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但刘效礼没有简单地抄录,每次总有些自己的创意,逐渐形成了简单明了、清新隽永的独特个性。

  刘效礼:那时我刚到中央电视台还不到半年,接过这么重要的任务,也没有发怵,稿子写出后,领导审查通过录用了。当时我们三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一个晚上就把片子录出来了:一张桌子,两边是播音员赵忠祥、虹云,我在中间,把他们各自念的解说词都分别做了记号。军管小组组长在外面沙发上躺着睡觉,等着看片子。片子完成后,赵忠祥说了一句话:刘效礼这小子将来不得了。

  董岩:您在40年的电视生涯中经历了许多大事。包括政治事件和自然灾害。我知道您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最早赶到灾区的记者。

  刘效礼: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强烈地震,并严重波及到北京。当天下午,我们正在搭防震棚,领导跟我说:“中央急于知道地震的情况,你去完成这个任务。要求是:及时、迅速、准确、快去快回。”我和许佑宁同志,第二天就坐着吉普车,带着摄影机、胶片,还有刚从食堂领来的一麻袋大米和一包咸菜,直奔唐山。4个小时后到达灾区,我们吃惊地发现:唐山毁了!当时救灾工作刚刚开始。街道两旁摆着用塑料布或棉被裹着的尸体,活着的人还没有从地震的惊吓中清醒过来。空中的救灾飞机撒着慰问信和食物,为数不多的解放军医疗队在街头为群众医治伤痛;一辆辆军车拉着食物、药品涌进市内,也有一些汽车拉着尸体开往城外,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死人。我们台是第一家到达灾区的新闻媒体。

  董岩:没有明确的采访对象,也没有单位接待,您们是如何进行这次艰难而特殊的采访?  刘效礼:一进城区我们就开始了拍摄,大量的移动镜头都是在汽车上拍的。在拍摄内容的选择上,强调快而准确,同时突出重点。当天下午重点拍摄了灾情,详细介绍了车站、新华街、陶瓷厂等市内主要设施的震情。第二天上午则重点拍摄了救灾的场面。当时若有电子录像设备,搞现场采访拍摄是完全可能的。当时拍摄很艰苦。一到唐山,我们把大米和咸菜送给了灾民,喝不到水,渴极了,我们就和灾民一样喝游泳池的水。晚上,在唐山地委大院的水泥地上,我们四个人挤在一张草席上。时值盛夏,酷热难耐,水电不通,四周一片漆黑,余震未停,加上时断时续的哭声,让人难以入睡。我们就轮着喝一口药酒,虽然不解渴,但能抵消附近腐烂尸体的臭味。这是终生难忘的一夜。在返回的路上,我们清点了不到一天的工作,共拍摄胶片七千多尺。  (刘效礼是幸运的,置身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亲历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发展。在1973年的五一,彩色电视开始在北京试验播出;10月1日,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进行了彩色电视节目试传;1978年5月1日,原北京电视台改称中央电视台,中国的电视事业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新闻报道重新回归真实;1979年底刘效礼完成了第一部反映农村大包干的纪录片《说凤阳》。)

  董岩:《说凤阳》反映了您对当时社会形势变化发展的观察和思考,它是怎么出炉的?

  刘效礼:当时台里的本意是让我了解农村生产责任制对军属的影响。但我一去,看到凤阳的巨大变化和当地农民的精神面貌,就改变了主意,决定拍一部《说凤阳》,反映农村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我甚至还有一个拍摄计划:10年后拍《道凤阳》,20年后拍《凤阳是个好地方》,就叫《凤阳三部曲》。当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张香山亲自审看了35分钟的《说凤阳》。看完后,他说了一句话:“小刘,这个事中央意见都不一致,你为什么搞了这么大一个片子?”张香山建议把35分钟的片子压缩成5分钟。但我心不甘,也没想那么多,就自作主张,把35分钟的片子只删去了5分钟。30分钟的纪录片《说凤阳》播出后,全国一片哗然。著名画家黄永玉连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多少年来,农民形象被歪曲了,你们拍了一部活的社会主义的关于农民的教科书。黄永玉还画了一只刺猬,夫人在一旁题了首诗,意思是刺猬身上的刺就像丘比特的爱神之剑,这是观众对你们的爱护。黄永玉自己把这封信送到了广播事业局。看到播出效果很好,原来悬着的心踏实多了。

  (第二年的春节除夕夜,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刘效礼的新作《干枝梅颂》,这部关于屯垦戍边的纪录片,创造了中国电视纪录片当年夜饭的一个特例。后来,《说凤阳》、《干枝梅颂》和收视率超过了电视剧的12集电视纪录片《让历史告诉未来》,为刘效礼赢得了中国首届范长江新闻奖。)

  董岩:据我所知,1979年您第二次入伍了。

  刘效礼:对。当时我是军事部的记者,对越自卫反击战开始后,叶剑英元帅说了一句话,“搞军事报道,还是要以现役军人为好。”根据叶帅的意见,我这个已经退伍的老兵第二次穿上了军装,级别为正营,按规定,家属可以随军了。这样,一家老小和十四个纸盒子装着的行李一起来到了北京,14年的两地分居结束了,我们一家团聚了。

  “即便生个丑孩子也要丑得吓人一跳”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起步于1958年,在其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清晰的发展脉络和完整的风格群体,新闻纪录、文化反思、平民纪事、生存关照、人物立传等各种题材内容的纪录片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践。对中国纪录片来说,从初期颂扬式的新闻纪录,到1980年代深沉的民族文化反思,再到1990年代的平民化的百姓故事讲述,不同年代的政治环境和主导文化倾向对其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董岩:进入80年代,中国电视事业有了新的发展,以“教化与指导”为创作理念的纪录片面临新的突破,高高在上俯视大众、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文化纪录片走到了边缘,这一体裁的思想主题设定和艺术表现方式都亟需新的突围。

  刘效礼:比如受技术限制,拍胶片声音录不上去,只用解说词来叙述,片子苍白而又空洞。当时纪录片大师荷兰人伊文思经常来中国讲课,有一次很生气地说,“为什么中国的纪录片只张嘴不说话?!”伊文思的话,对我刺激很大,发誓一定要找到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出路。

  (这个突破口就是让纪录片开口说话,这一突围的努力到1991年的《望长城》终于结出了硕果。)

  董岩:您在中国第一部纪实性电视纪录片——《望长城》里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刘效礼:创新是纪录片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灵魂。1988年底中央电视台为确定中日合拍《万里长城》的总编导人选,第一次实行招标方式来进行。我不知道任何背景,又经不住同事们的鼓动,贸然闯进了副台长陈汉元的办公室,还带着几个帮腔的。说了半个小时,陈汉元拍板了:“你中标了,但有一点要明确,是你个人中标,不是你军事部。”长城摄制组一班人马随后在八达岭外一个部队仓库的招待所里吵吵嚷嚷讨论了五天,最后达成了共识:一定要创新,决不留后路,即便生个丑孩子也要丑得吓人一跳。其实,我心里还憋着一口气:我们这帮中国军人一定要争气,决不能输给日本人,一定要超过他们!

  (这个由刘效礼与作家刘亚洲、周涛、李延国等最初定名的《东方老墙》,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拍摄模式——摄影师到哪里,录音师必须到哪里,有画面必须有声音;解说词不能贴画面,必须跟着画面走;调音台甚至都搬到了外拍现场……身为总编导的刘效礼要求所有编导人员严格遵循“声画合一”的纪实风格。)

  董岩:打破声画分离的制作传统,大胆采用拍摄时的同期声和现场效果声。这是一场前途未卜的冒险,您就不怕失败吗?

  刘效礼:没办法。只能是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了。我希望置之死地而后生。就对大伙说:成功了,是大家的;失败了,算我个人的。就这样,怀着不肯服输的劲头和揭秘寻根之心,我们摄制组一行40多人,从北京故宫的午门开拍,途径河北、山西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开始了长达3年的拍摄。这是让我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在西出阳关的第二天,在一个叫马圈弯的地方,长城只是一段高仅3厘米、宽50厘米的遗迹,向西就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了;在沙漠中追赶野骆驼时,汽车突然爆胎,接着是迷路、通讯中断,第二天意外发现已闯入1964年中国第一次核爆炸的地方,还看到了张爱萍将军题写的“中国首次核试验爆心”的石碑;立下“生死状”,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历险18天,10次穿越中国核试验场,终于找到了古楼兰的烽火台,成了第一支沿中路进入罗布泊的摄影队……

  (1991年11月18日,这部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东京广播公司同时播出(日本播出片名为《万里长城》),双方都创下了记录片的最高收视率。那天晚上,刘效礼家的电话响个不停,当时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激动地只说了一句“祝贺你!”

  刘效礼:《望长城》是我投入最大、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不论是前期采访、拍摄,还是后期制作,都下了大力气去寻求突破。《望长城》解说词不是一个人写的,是摄影、编导一起,根据画面一句句写出来的,很生动。记得当时在咖啡厅,咖啡厅里面是机房,机房过去是厕所,机房录着解说,我们在外面写着解说,写一段录一段,因为咖啡厅晚上没有人,没有灯光,我们就在楼道的灯光下写。由于第一次采用了大量的同期声,所以在片子还是半成品的时候,我就请了几个前辈看看从理论上是否行得通。他们一动不动看了五个小时,很激动很兴奋,就说了五个突破,声音的突破、故事的突破、情节的突破等等。当时电视界纪录片大会正在湖南举行,探讨主题就是纪录片怎么拍,向何处走。结果《望长城》以全新的面貌出现了,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答案。他们觉得很好,后来就形成了大家看到的纪录片模式。

  董岩:《望长城》奠定了形式上声画合一、理念上客观纪实的纪录片新模式,它的出现让观众眼前一亮。有人说,《望长城》颠覆了中国的电视屏幕,纪录片传统的“解说词——拍画面——后期找补”的三部制作程序被抛弃了,“声画合一”营造的现场感展现了电视语言的独特魅力。

  (据说,世界上至少有5亿观众由此目睹了长城的风采。1998年,刘效礼到法国考察,巴黎《欧洲时报》节目表上还有《望长城》的预告。

  15年后的今天,《望长城》仍被视为中国纪录片的呐喊,视为中国电视屏幕的一场革命。对于当时48岁的刘效礼来说,《望长城》不仅是中国纪录片的里程碑,也是他个人创作的里程碑,他迎来了自己长达15年的创作高峰。)

 

 

“红镜头”背后的故事——“电视将军”刘效礼访谈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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