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陈晓卿：讲述《森林之歌》拍摄的故事

陈晓卿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北京青年报 2011年10月09日 11:20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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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找到研究金丝猴、熊猫、东北虎的专家，但是像研究日常能见到的松鼠啊、野猪啊、招潮蟹啊，没有

　　记者：有时候美本身也是挺有力量的吧。我就记得我看《迁徙的鸟》，那些生命、自然的存在就特别有打动我的力量，光看那些鸟执著地飞我就觉得很动人啊。

　　陈晓卿：可是你看它那里面给它们设置了多少障碍。有了丑之后才能看见美，有了暴力之后才能看到美，没有特别单纯的安静的美。

　　记者：那就是说要拍什么，都是你们之前就想好的？

　　陈晓卿：这是建立在大量科学考察基础上的。现在做得不好的那些集，全都是研究的力量没有支撑的那种。

　　记者：比如说有研究熊猫的没有研究野猪的？

　　陈晓卿：对。其实我特想拍一个野猪，但咱们没有研究野猪动物行为的，我找不到合适的人。我能找到金丝猴的、熊猫的、藏雪鸡的、东北虎的，这些专家我都能找到。但是像日常能见到的松鼠啊、野猪啊、招潮蟹啊，没有。我们是都到后期了才找到一本英文的书，讲招潮蟹讲得太好了，我们恨啊，当时怎么没找到啊！招潮蟹潮水一来的时候它永远是举着一个爪子，我们甚至不知道它这样是干吗，实际上它在感受潮水离它有多远，感受那种震动。这种细部多好啊。可我们拍的时候还不知道。

　　记者：就没有研究这方面的人吗？你们是把全国的这些科学家们都翻过了吗？

　　陈晓卿：对。我保证没有。特别可惜。他们不会去研究这种基础的东西。我们的金丝猴为什么故事讲得那么完整，正是因为西北大学的李宝国他在那儿，他有一个监测小组，长年在那儿看金丝猴，那些动物行为、社会结构，它的种群繁衍，都有详细的记录，而且他们做了研究。那么找到一些相似的东西，就是每年的什么时候容易发生什么，这就给我们的剧本写作提供了比较大的空间。

　　记者：这东西是挺难的，《迁徙的鸟》也被攻击得很厉害，“那都是假的呀，那些鸟都是他们训练出来的。”

　　陈晓卿：《迁徙的鸟》它的过程也非常偶然，不是说雅克·贝汉他热爱鸟他就拍这个了，他是一次旅行，偶然地在加拿大认识了养鸟的人。他们训练那些鸟到什么程度，到了他们的发动机只要一开，那些鸟就要飞，因为会得到奖赏。而且永远是在他们三角翼的旁边在飞，特别特别好。雅克曾经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他说他拍完《迁徙的鸟》，都公映过了，第二年他到荷兰去度假，在那湿地上家里人把帐篷都搭好了，然后天边突然飞来了几千只雪雁，他抬头看，那些雪雁都直直地冲他飞过来了，哗，落得满地都是，就是他曾经拍过的。他说：“片子挣钱还是不挣钱，这片子有影响、没影响，口碑好坏，都不重要，就在那一刻，这些都不重要。”这个纪录片人都浪漫得有些可耻（笑）。

　　记者：那《迁徙的鸟》它开始也是有很完整的剧本吗？

　　陈晓卿：有。也说了很多话。但到最后就剩了一句话：“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一个关于回归的承诺。”

　　■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记者：你的编导肖葳说：“国人最缺乏的是对生命的尊重。”杨小肃，航拍原始森林深处峭壁上的银杉王的那个，写过一句话也很美：“当飞机在画弧线的节骨眼上，云缝中投下一束阳光，恰巧照亮老银杉所在的山脊！那画面，由不得你不肃然起敬……”有网友就说：《森林之歌》那些镜头，“绝对是深深被自然感动的人拍出来的。”

　　陈晓卿：如果有人能看到这一点，我们就特别欣慰。这是我们每一集里都想表达的东西。人上了岁数，总是不由自主地关注生死问题。曾经有朋友说我博客中的“故乡地理”部分一度充满了死亡气息。其实，强调见证过的消逝，正是为了让自己平静地看待死，愉悦地享受生。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这一代人的生长很像我正在记录的森林：在茂密的林间，每年要萌发出无数个生命，有的因为先天不足而黯然夭折，有的因为木秀于林遭到风摧……在热带雨林里，每年每公顷土地上有15万棵幼苗生根发芽，其中仅仅有不到1％的幼苗能长成大树。并不是每一棵树苗都有见到阳光的一天，就像我，今天能记录下这些，不能说不是一种幸运。

　　当然我们做到的也肯定只是浅表的。就像好莱坞的大片一样，你让它多么深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太商业了。深刻一点还是去看欧洲电影吧。其实现在国外也有其他的制作动植物纪录片的模式。2007年上海国际电视节的自然类纪录片大奖就是法国的一个片子叫《伽克拉瓦》（中文名：《红蚂蚁———昆虫王子》），非常有非洲的人情味儿，充满了人文感。

　　记者：那它那种模式是什么样的？

　　陈晓卿：它不是按照情节设置那种，不是讲故事，而是带你去看。你就像看一个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一样，特别有韵味。看着太浪漫了，这是一种生活，这是一种内心的平静。其实像《迁徙的鸟》，像《企鹅日记》，它都是带非常浓重的法国味的、欧洲味的自然类纪录片，是足以跟DISCOVERY抗衡的。但是它们的投资都巨大。

　　■喜欢拍纪录片的人，大部分人还比较纯情，有点儿劲儿

　　记者：现在《森林之歌》拍出来有没有让央视得到什么鼓舞，以后会不会再拍下去？

　　陈晓卿：那只能问领导，起码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重播啊。

　　记者：那你团队里的编导呢？

　　陈晓卿：他们喜欢，当然很想再拍。因为拍纪录片是一个让人特别上瘾的职业。虽然拍“森林”的过程中间，有两个人的家庭实在受不了了，分手了。它对我们的正常生活可能都会提出新的问题。但是我能够感觉到，他们挺喜欢做这个事情的，有点儿百折不挠的那个劲儿。

　　记者：是，你说过：“从这些人身上，我能够隐约看到十几年前的自己，那时的我，外表上还有理想、抱负以及职业虚荣心。”

　　陈晓卿：喜欢拍纪录片的人，大部分人还比较纯情，有点儿劲儿。其实在台里有很多人有这种理想，他要把能够体现媒体尊严的东西推到公众视线眼前。

　　像我们做的《见证》这个栏目，它实际上挺棒的，它的社会意义也好，单纯的制作也好，其实都是非常精良的。就是非常遗憾，养在深闺啊。

　　记者：我看你的博客里好几次看你提到“体制里的隐忍”。

　　陈晓卿：其实这个也不能叫隐忍。中央电视台它提供的这个平台也是挺重要的。我们用中央电视台的隐性资本用得挺多的、挺狠的，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拍，这个片子2000万都拍不完，或者会更多，3000万都拍不完。

　　包括像我们《见证》栏目播出在深夜，我们有一些怨言。但是其实我们也懂，这是台里对纪录片的一个保护。如果我们进入晚上12点钟之前，就进入那个“末位淘汰”，就会更多地迁就观众，更多地……它搞不好就牺牲了，这个东西就不存在了，的的确确是。

　　记者：可没多少人看到这些多可惜。它是人类情感和人文气质的一个营养，我是这么看纪录片的。

　　陈晓卿：国外像BBC、ZDF（德国电视二台）、法五、NHK这些国家电视台，在黄金时间肯定都是纪录片，不会播电视剧。咱们的电视台要做一些商业电视台的经营。如果我是领导，我也要想：生存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重要？所以做这行的我觉得尽可能不要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一个平台就够了。中央台算好的了。看看地方台，哪还能找到纪录片的影子啊？

　　我从小到大，生命里面总有一个榜样。我到这个部门来是追随我一个偶像，他自己是做纪录片的，但这些年他自己就不做了，然后给像我、像《发现》、像《人物》这样的节目的编导们，他做一个空间，让更多的人去做。实际上我现在要说的话也不怎么拍。

　　记者：其实你现在做的是跟他一样的事。

　　陈晓卿：这都和这种影响是有关系的。说“偶像”可能有点儿过，但是我认同这种做人的道理，我可能努力地也往这个方向去做。也有几次，给我50万块钱让我去一个地方，我当时挺兴奋的，就去了，但那种傻节目我接受不了啊。老天爷让你在这儿呆着你就呆着吧，在这儿呆着就尽可能给我的那些徒弟辈儿的，给他们处理好一些事情，让他们有更广阔的创作的空间。

　　所以我的想法和他们的想法肯定不一样，比如他们拍完了都特兴奋特开心，播出的当天在北京的几个人就在我们八楼“森林集中营”，做饭，吃，大家喝酒，都说了很多的话，回忆自己这三年或者四年。然后轮到我了，我说：“我只想说一句话，这四年都特别平安，没有缺胳膊断腿儿，这是让我心里边平静的。”我的话永远都是煞风景的，大家那顿饭吃得很压抑（笑）。

　　实际上这是我们从拍“森林”里自己悟到的，我觉得我们对自己命运的那种把握太弱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好信命运。好在我的命还挺好，不是特别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