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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凤凰涅槃一样,在吃苦煎熬中刘效礼开始领悟到军人的真正含义,完成了好钢成刃前最关键的淬火
1962年7月6日傍晚,我从潍坊登上了东去的闷罐车。一夜颠簸,第二天中午来到胶东半岛崑嵛山深处的一个新兵连,开始了军旅生涯。
在部队,我先是干了40多天的炊事员,后又分到炮兵连、警卫连。除了苦练投弹、射击、刺杀这三大技术,还扛石头、建营房、勾墙缝、刷油漆,尽管很累,但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笔记当成作文来写,仍是我最大的坚持和爱好。在新兵连当炊事员也吃不饱,饿得出虚汗是常有的事。有一次,老班长偷偷把我领进储藏室,沏了满满一碗红糖水,说“喝了它,这个也解饿。”分到炮兵连,由于战备形势紧张,有时一晚上就紧急集合两次。一会儿要扛着无后座力炮往山上跑,一会儿又要套马车拉炮,这种生活既是煎熬更是砺练。自己哪里会意识到,崭新的人生篇章就是在这种磨砺中悄然拉开了帏幕。
这一年,刘效礼20岁。
看到首都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我忽然记起,一年前的这一天,自己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胶东半岛的秋天十分美丽。1966年10月初的一天,我正在集训队训练,突然接到通知:“带着毛主席著作笔记速回连部,两位地方同志要跟你谈话。”
在连部,两位地方干部仔细询问了我的个人及家庭情况,逐篇看了我写的笔记,然后才说明来意:经周总理批准,中央广播事业局准备从部队选调一批编辑记者。
谈话很快结束了,我又回到了集训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谈话竟然改变了我的一生。10月20日,指导员找到我说:“立即办理退伍手续,到北京去。”随后给了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广播大厦干部处,10月31日前报道”。
我舍不得脱掉已经穿了4年4个月的军装,更不情愿离开连队,连长发火了,拍着桌子说:“你怎么不明白呢?到了北京贡献肯定比在这里大!”没办法,我服从了命令。
1966年10月31日凌晨,我背着一个打得十分标准的军人背包,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出北京永定门火车站。看到首都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忽然记起,正是一年前的今天,我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这一年,刘效礼23岁。
初到北京,我压根就不知道电视是什么
中国电视诞生的那一年,我15岁,在山东潍坊二中读初三,但我不知道中国有了电视。我们学校和潍坊柴油机厂是近邻,晚饭后散步,经常和这个厂的工人擦肩而过。他们穿着深蓝色工作服,上面沾满了斑斑点点的油迹,柴油的味道很好闻。我也曾想过当一名潍柴工人也不错啊。
住进中央广播事业局招待所,我平生第一次见到了电视机。“噢!原来就是一个装在木头匣子里的小电影呀!”直到这时,我也没想到会和这个东西相依相伴,一干就是40年。曾有人问我,到底是电视选择了你还是你选择了电视,唉!当时都不知道什么是电视,怎么会选择它呢,倒不如说是连长为我选择了电视,其实不要说连长,就是师长、军长那时也没有见过电视。人要服从命运。
到了北京,我进入了另一种忙碌之中,开始没白没黑学着写解说词。长片、短片、新闻片,一切都从头学起。
1967年春天,我写了第一部纪录片解说词《兰考人民战斗的新篇章》,接着又写了《首都军民庆五一》和《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等大型纪录片的解说词。在以后的日子里,越写越多,很快就有人说我是“解说词写作高手”,当然我也曾非常艰苦地努力过。当时电视台的资料室成了我的“第二宿舍”,经常趴在那里研究老同志的解说词。漫漫长夜,孤灯为伴,一遍一遍的学着、练着,手指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这一年 ,刘效礼24岁。
根据叶帅指示,刘效礼第二次穿上了军装
1979年中越边境作战结束后,叶剑英元帅说,搞军事报道还是应该由现役军人担任为好。于是这年的最后一天,我再次穿上了军装。
1980年,我和同事拍摄的纪录片《干枝梅颂》以《人民子弟兵》栏目的开篇之作,在除夕之夜播出,接着又推出了我国第一部反映农村大包干的纪录片《说凤阳》。前不久,一个外地的年轻纪录片人还给我打来电话说:“看了30年前的《说凤阳》想哭……”1982年建军55周年,我写了一篇8分钟的电视社论,并为此荣立三等功。1984年为庆祝新中国诞生35周年,央视第一次大规模直播阅兵游行庆祝活动,解说词是我和陈汉元、崔屹平撰写的。节前审稿,吴冷西部长斜躺在沙发上眯着眼睛听我念完后说,“很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