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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业内很多朋友对陈汉元的印象是：善良谦和，才情张扬。电视连续剧《雷雨》中蔡琴唱的那首细腻缱绻的主题歌，歌词就出自他手。
耄耋之年，这位央视前副台长突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批评电视界内种种“怪现状”，言辞激烈，无所顾忌。有人惊愕地发现了一只电视界的“牛虻”，有人目睹了他在公共领域的“复活”—但只有很少人说：陈汉元一直就是陈汉元。
南都周刊记者·张守刚 北京报道 摄影·于东东
他走进来的时候，左手提着皮包，右手拄着一把黑色的长伞。深色西裤，白色衬衫，银灰色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往后梳着，仿佛从影视剧里走出的一位清俊儒雅的长者。
央视“影视之家”的这家咖啡厅，竟然没有任何热饮，陈汉元让服务员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不紧不慢地跟我聊起来。他显然对这里很熟悉—白开水与黄褐色的老式桌椅，也许20多年来就不曾变过。
陈汉元身体不大好，5年前得了帕金森症。他自称离老年痴呆越来越近，“经常会说些痴话，糊涂的话”。
近来，他的“糊涂话”又多了起来。“中国电视缺少真正的新闻”；“央视再不改，就该关门了”；评价老搭档赵忠祥：“怎么找这么一个老头来主持如此时尚的综艺节目....。.这样请他去是出他洋相”。
这些话，在网络上传开后，很多电视圈外的人被这些“出位”的话所吸引，有人惊愕地发现了一只电视界的“牛虻”，有人目睹了陈汉元在公共领域的“复活”—而熟悉的他人说：陈汉元一直就是陈汉元。
纪录片界的“老爷子”
几年前，我在北京一次DV大赛颁奖仪式上第一次见到他。他默默地坐在会场，凝视着眼前众多年轻的面孔，没有很多话，似乎在估测这个“人人纪录”的时代。
后来，他在一次演讲中谈了对DV的看法。“那么多人对同一个事件进行记录，应该是比较真实和可靠的。”他话音一转，“现在的纪录片，相当多是虚构的，是虚假的。这给后人留下了麻烦，后人要花很大力气、投入大量资金来进行甄别。”
这个看法，从他口中说出实在石破天惊。陈汉元在中国电视纪录片界是什么地位？那是“老爷子”—50多岁开始，很多人就如此称呼他了。
1995年，在读研究生的石屹要做一篇论文，先后采访了20多位国内纪录片界的人士。这些人告诉她：“你一定要找陈汉元，要不你说不清楚。”
现在已是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的石屹说，虽然陈汉元近期发表的一些言论引起诸多争议，但陈汉元的真正价值并不在此。“他好像是为电视而生，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改变了中国电视节目的样式。”
这种改变首先是在纪录片领域。1980年4月，中央电视台和日本佐田雅仁企画决定合拍电视纪录片，几番周折之后，总撰稿的任务落到了陈汉元头上，制作出了后来轰动一时的《话说长江》。在这之前，他的《收租院》、《下课之后》、《雕塑家刘焕章》等作品已大获成功，他也升任中央电视台总编室主任。
制作《话说长江》之前，陈汉元提出一个有点“怪异”的要求：所有参与制作的、写稿的人员，一律不许用“爱国”和“爱国主义”这几个词，但是要让观众看了之后，还要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爱国主义教科书。
《话说长江》播出之后，轰动一时。除了摒弃老套的说教式语言，这部纪录片做到了很多个“第一”。纪录片首次有了主持人，陈汉元找来满头银发的话剧演员陈铎坐在镜头前，“显得有分量”；每周日晚的黄金时间播出，结尾使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评书式悬念，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
你很难想象节目有多火—《话说长江》，以及之后的续篇《话说运河》，两者的收视率都曾达到30%，即便近年荧屏最火的《士兵突击》、《潜伏》等电视剧，也难望其项背。
1988年，大型电视纪录片《望长城》开拍，当时已成为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陈汉元出任制片人。他在央视首次以招标的模式，选出了总编导刘效礼。他给刘效礼的两点意见，再次推动了电视的变革：一是多拍长镜头，保证画面真实，二是大量运用同期声，“镜头盖一摘下来，话筒就要同步打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纪录片就是陈汉元的“萧何”。
1988年，那部探讨东西方不同文明的政论风格的纪录片播出后，引起轩然大波。当时陈汉元正是这部片子的总策划。不久，片子的主题遭到了激烈批评，“这部片子引起轰动时我没说跟它没关系；所以，遭受批评了，我也不能说我跟它没关系”。因此，陈汉元也被调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他的副台长职务被免去。
丢官之后
丢官了。有人问他感想如何？
他回答得很诙谐：“别人是党校学习后一般都升了官，我是提高了觉悟，免去了职务。很有意思。”央视随后对陈汉元的任命，出人意料：梅地亚宾馆的中方经理。有人提议陈汉元做董事长，陈汉元开玩笑地反问，我因为不“懂事”才被免去，现在又做董事长？
他真的没去，不是抗命，而是再次被火线“重用”。中宣部借调他去做总撰稿，编一些鸦片战争、九一八事变等为主题的教育片。“台里觉得挺奇怪，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思想上有问题，才被免了，怎么又去做党内教育片的总撰稿？”
有人曾经说，陈汉元如果不当领导，专门去搞创作一定会很有成就；反过来呢，如果不搞杂七杂八的，专门当领导一定也会很好。这种人生角色的穿插与错位，贯穿陈汉元的始终：他电视生涯的下一个角色，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副主任。
由于正职长期生病，陈汉元成了中心的实际负责人。他策划的电视剧推出后接连打响，如《北京人在纽约》、《九一八大案纪实》，还有轰动一时的反腐电视剧《苍天在上》。对电视剧，他觉得“好看”才是硬道理：“你花2000万拍了一部连续剧，没人爱看，应该把你关到监狱里去！”
当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反对拍《苍天在上》，因为这是国内第一部反腐败题材的连续剧，还是“雷区”。没有开拍，举报信就来了。
举报信转到了陈汉元手上，他将信放在抽屉的最上面，每天拿出来看。最后，他咬咬牙说：“还是要拍。我们小心一点，如履薄冰，重心靠后。实在不行了，就把那腿缩回来。”
剧本改了九稿，他开始找演员，最初找到陈道明。当时陈道明也是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演员，陈汉元对他说，小兄弟，你得给大哥帮个忙，上面把我派到这来，是要拍像样的电视剧。现在，我觉得这部剧挺像样的，你得当主角。
陈道明说，那得看看本子。看了一半，陈道明就说，老大，我演不了。陈汉元问为什么？陈道明说，剧本里的反面角色，级别能不能降低？像省委常委、副省级干部，能不能降到乡一级，换成乡镇企业的总经理什么的？
陈汉元又问为什么？陈道明回答，我的艺术生命很有限，如果花了半年或者三个月，拍完了就被毙了。何苦呢？陈汉元一想也对，尽管陈道明是自己的下级，也不能强迫他。
编剧陆天明回忆，几个部门当时对《苍天在上》的审查意见高度一致：是个好本子。但问题也多，比如：市委书记怎么可以伪造现场？一号人物怎么没有好的结局？甚至“苍天在上”的剧名也惹来争议—有领导就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却呼唤苍天，你想干嘛？”
《苍天在上》播出后，收视率高达39%，几乎与《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样。据当年的报道，紧凑的剧情让人们看得简直喘不过气来，当时在公交车上、办公室、商店里，人们每天都在谈论这个剧。北京电影学院一个老教授说，《苍天在上》有鲁迅遗风。
奇怪的是，飞天奖评奖时，《苍天在上》只得了三等奖，制作组很不满意。陈汉元却觉得，得了一等奖当然很好。但如果一部影响力这么大的作品，只得了三等奖，不是更有意思吗？
导演没去领奖，觉得“有意思”的陈汉元，索性自己去了。
“永远不成熟”
陈汉元上大学的时候，也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当时不少同学火热地谈恋爱，有人向他举报：谁跟谁谈恋爱，要受处分呀！他回答说，你就别管这事了，到我这儿为止。等你也憋不住恋爱了，也想别人举报你吗？
“我最讨厌的就是搞举报。”陈汉元说。
1961年，怀揣着作家梦的陈汉元，被学校的一纸急电分配到北京电视台(央视前身)，成为这家单位的第100名员工。初期，陈汉元在新闻部做编辑，他的工作就是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等稿件中，发掘适合拍成电视片的报道，改成解说词。
陈汉元逐渐心生厌倦。“这算什么？一点没有自主性，创造性。”他所用的稿源中，有的稿子就是自己同学写的—这几乎是公开而被迫的抄袭，他感到羞辱。
这样持续了一两年，他拉上摄影师，开始实地采访。1966年，他主创的《收租院》播出，成为当时自采类新闻中的代表作。这部国内电视史上的经典作品，创造了一个纪录：连播8年，作为电视片还多次在电影院放映。
“汉元向来是有棱角的，超前的。”中国视协纪录片学会常务副会长朱景和这样评价。
朱景和比陈汉元晚一年进央视，两人都在新闻部，做了一辈子的同事。他觉得，之前教科书总强调资产阶级新闻观与我们的区别，其实有点简单化了。二者对立中，也有相通的地方。而陈汉元在新闻理念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肯定共性的地方多，对立面少一些”。
在周围人眼里，陈汉元是央视老同志中的“自由派”。
比如，《新闻联播》报道某某领导到某国访问，某某同机到达。陈汉元质疑：同机到达是新闻吗？本来应该同机到达，却没有到达，这才是新闻啊。与其说这些信息含量不大的话，借此介绍一些更有价值的背景不是更好吗？又比如新闻中经常说：某某或某某单位做了积极的贡献—他就不明白：难道贡献还有消极的吗？
这种大行其道的流行废话，麻木不了老爷子。
即使当领导，他的发言风格也有点“离谱”。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做副主任的时候，有次开创作会，一位年轻导演激动地说，我们中心在座的都是精英，之所以拍不出好片子，是领导没有抓好！
会上两天没说话的陈汉元，马上接上了茬。
“您刚才说自己是精英，我承认，但我也是精英。为什么？我们父亲的那个精子，数以千计万计跑去找妈妈的卵子，在那个路上竞争得你死我活，就剩下我一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是精英啊！”
从某个角度说，有位领导可谓陈汉元的知己。有次，陈汉元跟这位职位很高的领导吃饭，对方兴致很高，话很多。陈汉元感到奇怪，就问，你在报上说的话，怎么和你现在不一样？领导反问：能一样吗？所以你呀，永远不成熟。
名士风流
挂在树上的苹果，一旦成熟就要掉下来，落在地上就要烂了。这样的成熟，有什么好处？这些想法，有时候让陈汉元觉得自己“像疯子一样”。
朱景和试图解析这个“异类”的养成。“经常去国外，交流的机会很多，对国内电视界存在的问题感触比较深，有点恨铁不成钢。”
“异类”，或许仅仅是陈汉元的一个侧面，在网络时代被急剧放大了。
“他喜欢直言，没有顾忌，这没错。”朱景和说。不过，像“央视再不改，就该关门了”这样的话，并非陈汉元的本意，而是网络对陈汉元的故意误读。陈汉元也觉得，自己对赵忠祥“出洋相”的评价，也被严重扭曲—讽刺意味多了，惋惜意思没了。
电视业内很多朋友对老爷子的印象是：善良谦和，才情张扬。纪录片导演梁碧波曾写了一篇关于陈汉元的文章，开头就是四个字：名士风流。
这位风流才子曾写下细腻缱绻的歌词：“孤独的我在梦里寻觅，不知道寂寞的你是否愿意牵着我的手....。.”蔡琴唱的这首电视连续剧《雷雨》主题歌，歌词就出自他手。
他还是广告策划的高手，他创意的广告包括：“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一溜儿的经典广告词。
“我是杂七杂八的都参与，不务正业的管理者。”耄耋之年，陈汉元如此自评。“这一辈子就这么过来了，想着挺好玩。”
陈汉元专访：允许一部分节目“无聊”起来
央视改版是被网络逼的
南都周刊：喻国明说，央视改版是因为10年的停滞不前，也有人认为是出于争夺收视率的考虑。
陈汉元：我觉得央视之所以要改，是形势逼的。一是来自网络的压力，网络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它体现了人们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就是表达权。电视做不到，网络做到了。我要说什么，表达什么，不用科长批准，连股长都不用批，我自己批准就行。
另一个是信息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再也不可能生活在言论封闭、价值单一的环境里，要在世界舆论环境里站住脚，一定得改革。
南都周刊：之前为什么不改？
陈汉元：这个不一定是央视的问题。我在这个位置上，也可能这样想：不改，不会出事啊！你要是变了下，精彩了点，就会出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很容易形成这种观念。
新闻不要按官职排座次
南都周刊：有人调侃《新闻联播》结构是三段式：“开头说领导很忙，接着说人民很幸福，最后说国外很乱。”这种结构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陈汉元：天生如此。其实，不要先国内后国外，哪个最吸引人，就放开头。比如，台湾台风的问题，我觉得可以放在头条。这样做，台湾地区的、国外的观众看了，肯定也觉得不错。
南都周刊：领导人物的新闻编排，似乎是核心难题。
陈汉元：在《新闻联播》里，真正有价值的新闻太少了。我建议，真正的新闻放在《新闻联播》，不要按级别高低来排座次，应该国际国内一起排。可以新开设一个时段栏目，类似《情况通报》。工业农业的一般情况，某个部长到某个地方考察，又没有特别的新闻价值，就可以放在这里。
南都周刊：之前《新闻联播》承载了太多的东西，很多人把它当作国家政策的风向标。
陈汉元：那应该是少数人。老百姓谁会来研究？老百姓看新闻就是看热闹。为什么有的会议新闻不爱看，因为它不热闹。热闹不是打架，可以是不同的观点交锋，谁买彩电是为了看彩色报告会？
电视节目要带给人快乐
南都周刊：选秀节目近几年很火爆，央视也在跟进。您怎么看？
陈汉元：中国的电视娱乐，不能低级，不能下流，不能庸俗，但应该允许一部分节目“无聊”。就好比“不以生育为目的的做爱”，你说它有什么深刻的社会意义？但它给很多人带来快乐。
南都周刊：这次央视改版的宣传片，被指抄袭了BBC的宣传片，新闻栏目也跟一些港台的电视台很类似。您怎么看这种模仿？
陈汉元：如果不涉及版权问题，模仿一下，老百姓也很喜欢，这有什么不好。放着好的现成的路不走，非要自己去披荆斩棘，那不是傻冒吗？再说了，你封闭了那么多年，想弄个好的东西又不会搞，借用一下如果也不让，那可怎么办啊！不过，如果永远在模仿，就没出息了。
陈汉元主要作品
纪录片
担任纪录片《收租院》、《话说长江》、《话说运河》、《望长城》等总策划(或策划)、总撰稿。《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的收视率曾达到30%，即便近年荧屏最火的《士兵突击》、《潜伏》等电视剧，也难望其项背。《话说长江》做到了很多个“第一”：纪录片首次有了主持人；每周日晚的黄金时间播出，结尾使用“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的评书式悬念。
电视剧
策划的电视剧有《北京人在纽约》、《咱爸咱妈》、《九一八大案》、《苍天在上》等。《苍天在上》播出后，收视率高达39%，几乎与《新闻联播》的收视率一样。
作词
为电视连续剧《唐明皇》、《武则天》、《雷雨》、《嫂子》等撰写过主题歌歌词。
广告策划
“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威力洗衣机，献给母亲的爱。”“孔府家酒，叫人想家。”这些广告词都出自他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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