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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产生较大的反响,不要像烟头扔到湖里, 谁也没感觉,只有自知之。所谓“较大的反响”,就是有较多的人看了,并且有所感觉。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比较好看,而好看的 前提是让人看懂了。
这里所说的“人”,既指中国人,也指外国人。这里所说的“懂”,既指语言`文字,更是指某种理念和具体的社会背景。
外国人不懂中国话,不识中国字,所以看不懂中国的记录片,这在情理之中。假如有翻译,而且是 很到位的翻译,外国人还是不懂,这就值得琢磨了。
去年下半年,我应邀参加第一届广州国际记录片研讨会并担任评委。中央电视台参赛的一部片子是从系列片《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中挑出来的一个选题,讲的是作家张贤亮与银川。以前我在北京看过这个片子,感觉非常好,觉得通片既有严谨的叙事结构,又有满腔的真实激情;不论是解说还是张贤亮的同期声述说,都充满着朴实而感人的文学色彩,找不到半句说教的言语;画面与语言的结合亦很紧密、流畅,几乎到了无可挑剔的地步。就是在这样完美的气氛里很有说服力地展示了一代人和一个城市如何从灰暗走向明亮、从贫瘠走向繁华的坎坷历程。看这样的片子不但受到思想启示,而且可以说是一次审美享受。
作为中央电视台的一名老职工,坐在评委席上与外国评委一起评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的心情就是暗喜加自豪,心想:“这片子不拿第一,也拿第二”。
我时时观察评委的表情,发觉男评委、女评委,几乎都没有表情。评奖规则有一条说,在评看时,如果看到15分锺有评委叫停,只要没人反对,或有一人附议,就可以不继续往下看。岂料,还真的有一位评委叫停,还真的没有人吭声。我很惊讶,有点按奈不住了,说:“这片子我曾看过,在中国业内评价甚高,能否请评委们再往下看看。”我还借此机会介绍了一些社会背景,大家还给面子,终于看完了。
我知道,如果不往下看,就意味着看个开头就要出局。我甚至还以为,这部片子真的出局了,会不会成了“冤错案”呢?说实话,正是出于这样的焦虑,我竟然近乎违规要求评委们从头到尾看完。但在最后一轮公开投票表决时,这部片子还是没能入围,被淘汰出局。我清楚地记得,8个评委中有5个外国人,他们都没有给这部片子投赞成票。
这件事对我的刺激不小,回想起来,问题出在外国评委们压根儿没有看懂。这部片子的主角张贤亮讲到解放初的“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又讲到了后来的“三面红旗”、“大跃进”、“支边”、“插队”、“劳改”和“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事和这些政治术语,像我这样六七十岁的老头儿,一听就明白,可如今的年轻人就不一定清楚了,那么对外国人来说就更是云山雾罩、不知东西南北了。
细想起来,外国人没看懂,不能怪外国人,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的来龙去脉,不了解中国人的审美习惯。尤其对中国社会近五六十年变化的状态、过程和原因,更是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想让外国评委给“一个人与一个城市”这样一种纯粹叙述近半个世纪中国的政治、经济、人文发展的作品打高分,实在是太脱离实际、自找没趣。
但是,在这次评奖中得头等奖的作品,也是中央电视台做的。在评奖之前,我也看过。它所讲的内容,在时间跨度上比张贤亮与银川的故事还要早20年,片名叫《老镜子》。它讲的是一个有关红军遗孀如何忠于爱情的故事,故事里套了一个小故事,而且正是这个抓拍到的小故事,使主题更加有意思、有意义。很单纯,很有趣,也很真实。外国评委们不但看懂了,而且兴致很浓厚,觉得一个女人六七十年如一日地等待着一个男人的归来,既令人肃然起敬,又不可思议。所有的外国评委都 给这部片子打了高分。
由此,我联想到对外宣传要想达到较好的效应,不能不考大的文化认同问题。看来,给外国人讲中国的事,线索单一一点,在一部片子里不能有过多的头绪,尤其不宜有太多的历史信息。
回过头来,再说《一个人与一个城市》的张贤亮与银川,就我个人而言,直到今天,我还是毫不动摇地认为它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但我不知道,它在中央台播出以后到底有什么样的反应。
据有人调查,中国的电视观众基本上是以下三类人,即经济收入低、文化水平低、年龄层次高,简称“两低一高”群体,他们偏爱虚构的作品,尤其是长篇言情连续剧[不论是国货,或是舶来品。如果这个归纳基本属实,那么《一个人与一个城市》之类的专题记录片注定不会有很高的收视率。这没有什么大遗憾可言。
可是,话又要说回来,花那么多的钱做这么大的一套系列片,就是有话要说,就是要说服观从接受这套片子所要传达的理念,而且接受的人越多越好。从这一点来说,我以为,即使是多么高雅多么深刻的记录片(尤其是大投入、大制作的大系列片),应该首先考虑这所谓“两低一高”的群体的审美需求、审美习惯和审美水准。如果,这个群体的许多人都特别喜欢这套系列片,那么,这就是巨大成功、伟大胜利。根本用不着为外国评委的好恶而喜而怒,因为,有数以千万计的人已经完全看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