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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问》:文明怪圈与公共空间

张同道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1年09月28日 14:53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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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中国媒体上演了一部宏大而豪华的百老汇连续剧:南方雪灾、拉萨动乱、汶川地震、圣火传递、奥运盛会、金融危机……而在焦点不断转移、热点精彩纷呈的媒体狂舞中,一部平实内敛的纪录片《水问》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件奇迹,尤其在文明怪圈日益扩展的今日世界。

  人类文明发展史进入20世纪突然加快了脚步:飞机、汽车、原子弹、电影、电视、避孕套、克隆羊、计算机、航天、登月……这些古人神话里的怪物、梦幻或魔术都已成为现实,这些发明家或科学家成为英雄——或者富翁英雄,人类似乎越来越聪明了。然而,不可忽视的另外一重事实是:20世纪人类死于战争的人数创下了历史之最,人口爆炸达到空前状态,空气、土地和水的状况也频频提示种种令人不安的危机。与此同时,人类的价值观似乎也越来越倾斜,原子弹是灭绝生命的,而粮食是维持生命的。可是,发明和制造原子弹的人是英雄,而种植粮食的人是卑微的。空气和水是生命维持的基本元素,而人们肆无忌惮地往河流、江湖和天空排放臭气和污水,聪明的人类到底怎么了?

  民主与科学带给20世纪崭新的思想和奇迹,而没有节制的经济目标和贪婪的消费主义常常挑战人类的理性精神,空调的发明是一个典型:一方面,人们在室内享受了清凉;另一方面,公共空间的温度更高了,足以把北极冰山融化。这是典型的以邻为壑!岂止空调,汽车飞快驶过,尾气留在后面;机床快速旋转,污水排进河流;飞机飘过云层,臭气散在太空……地球变暖,空气污染,这是一个不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球。人类陷入一个文明怪圈:人们往往只关心以自我为中心、以利益为半径的圆圈,却对圆圈以外的公共空间漠不关心。

  作为20世纪影响最大的媒体,电影和电视似乎也陷入文明的怪圈。娱乐成风,消费至上,以至于美国媒介学者波斯特曼提出“娱乐致死”的警诫,而操纵这一切现象的幕后黑手是商业利益。中国电视也在纸包子、假唱、超女和“第一次心动”中呈现出一种商业利益至上的沉醉,而艳照门事件更是突破了媒体道德底线。一种失去道德自律和行业规范的媒体也构成文明怪圈的一部分。

  媒体既是传播媒介、意识形态、资本运营,也是人类的精神公共空间,它所承担的责任是双重的。因此,放弃社会责任,一味追求商业利润是媒体的堕落。不过,媒体也在自省。2006年奥斯卡纪录片奖颁给了《一个无法忽视的真相》(Aninconvenienttruth),记录了美国副总统戈尔风尘仆仆在全球演讲地球变暖的事实,告诉世界危险已经迫近。这是媒体的觉醒,这是觉醒是双重的:既是电影所关注的环保问题,也是媒体公共意识的反思。

  200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水问》与《一个无法忽视的真相》在媒体精神上一脉相承,显示了媒体作为公共话语平台的良知和担当。它以八集的篇幅展示了与每一位地球人都密切相连的问题:水的危机、水的安全、水的污染、水的出路。水是生命的基本元素,水的危机便是生命的危机,而最大的危机在于危机已经迫近而我们却浑然不知。《水问》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实:在世界水资源排名的153个国家里,中国排第121名。然而,中国人使用水的数量却数倍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经济奇迹,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每年都超过两位数,但中国每万美元GDP的耗水量299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欧美的8倍,日本的25倍。世界平均水4750立方米,欧美有8450立方米,日本有3300立方米,中国只有2300立方米。在联合国公布的标准里,人均低于1000公升的属于贫水国家,而北京只有750升。近年来,中国地下水位连续下降,从10米降到200多米,并且污染严重,上海自来水厂的取水口从黄浦江10公里处推移到100公里处,太湖爆发蓝藻,滇池变成污水池,江河干涸,湖泊污染,中国为经济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然而,当西部山区把一顿清水泡的茶作为婚宴的豪华礼遇,当一些偏僻地区喝了不卫生的水患上地方病,另一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却把“节约用水”当作一行的贴在墙上的多余汉字,北京、天津的大学生把节水智能卡当作一个碍事的麻烦卡。简言之,水的危机对于多数人是一种事不关己的、遥远的提示。

  在2008年的中国,《水问》关注的显然并不是媒介热点、焦点,这一声电视呼唤自然也没有引起多么巨大的公众反响。然而,它却比任何焦点更迫切、更沉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安危与人类的生存这样重大的公共主题。在这里,文明怪圈再次发生效力:只要危机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便安然处之,漠不关心。也正是如此,在这个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国家,豪华奢侈越来越成为富人的生活时尚,仅仅因为他们拥有足够多的钞票。可是,水、空气和土地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其价值也是金钱无法衡量的,它属于所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而不仅仅属于少数人。

  城市化是文明的硕果,水泥和沥青阻断了大地的呼吸,汽车与空调向空中排放污气,人类的智慧太多耗费于权力争斗、金钱博取与物欲饕餮,太少关注生命本体的意义和价值,太少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极端消费主义是一种慢性自杀,但人类却义无返顾地踏上这一路途。目前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正是文明怪圈的花朵。假如人类不就此惊醒,《渔夫和小金鱼》的故事未必就仅仅停留于文字,比老太婆更悲惨的命运也许就在不远的路口等待我们:失去一切的老太婆还可以回到小木屋,而我们可能一无所有。

  公元前279年,面对命运的玩弄,屈原发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慨叹,挥毫写下《天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

  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公元2008年,面对水的危机,一群怀抱良知的中国电视人发出《水问》。屈原的呼唤穿越千载抵达我的耳朵依旧带着焦灼的生命体温,《水问》也在媒体一派莺歌燕舞中散发着忧患的气息。然而,我还不满足于这一声低沉的呼唤,电视作为主流大众媒介所承担的公共责任还不止于此,纪录片完全有可能作为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行动力量,而危及我们生活的也不仅仅是水,还有空气、土地,还有公共精神的无限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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