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历史如此漫长

周兵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1年09月20日 16:34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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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沙千里，白云在天。雪峰遥遥，残城夕照。

　　6月2日，中央电视台《敦煌》摄制组从西安出发，踏着丝绸之路的旧痕新迹，边走边拍，于6月16日抵达此次前期拍摄的目的地———敦煌。尽管一路上遇到了诸多遗址，古城，美景，一路都在谈论敦煌，可是从西北烈日走进莫高窟一瞬间，在昏暗沉静的洞窟中与那些年深月久的塑像、壁画、藻井相遇，洞外的白杨树在边塞的风中沙沙响，晃动着树叶背面绒白色的光，方才明白，沿途若是序曲，这里终是高潮———它盛自汉唐，衰于明清，在距今一两千年前的时间里，将卒、农夫、工匠、生意人、帝王、信徒、乐伎、诗人、囚犯、强贼、冒险家……形形色色的人，东去西来，敦煌乃是丝绸之路上一座最重要的“国际移民城市”，二十多个西域民族和国家生存交往，古中国，古印度，古罗马，阿拉伯四大文明汇流碰撞。这一缕华夏文明的根须，在汪洋养分中，曾经茁壮成长为一株强壮迷人的枝干。

      有容乃大。

　　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于6月8日在兰州和摄制组汇合，一路同行。我想知道的是，今天再拍《敦煌》，它到底要说什么？它和现代社会，现代人有什么关系？它将如何触动观众们的大脑和心灵？

　　周兵：《敦煌》制片人，总导演
　　郭长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博士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文博系副系主任，《敦煌》总撰稿

　　星期日新闻晨报（以下简称星期日）：你曾经说过，想用电视来梳理和传播中国传统经典文化，是怎么想到拍《敦煌》的？

　　周兵：2004年，我们新闻评论部做了一个《敦煌再发现》的大型直播节目，当时正拍《故宫》，忙得焦头烂额，但是灵机一动，向台里建议利用这次直播节目的素材，做完《故宫》后，拍摄敦煌及周边地区，完成一部关于敦煌的纪录片。

　　星期日：有人说，敦煌大家都知道。壁画、塑像、王道士……你还拍些什么？

　　周兵：知道吗？不。就说王道士，大家都知道他把敦煌经卷卖给了外国人，可是背后的种种细节呢？他是哪里人？他为什么到敦煌？他是个怎么样的人？他和斯坦因，伯希和是如何打交道的？他真的只是一个贪财盗宝的道士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太少。

　　星期日：敦煌的格局比故宫大，历史更跌宕绵长，人物更多姿多彩，面对这么庞大纷繁的历史，这部纪录片想传递的主题是什么？和《故宫》有什么不同？

　　周兵：一开始，我的想法也比较常规，无非是一些历史故事、人物传奇、石窟艺术等。但经过一段时期的思考，阅读，实地考察，我现在想表达的是，在一种梦想和现实面前，敦煌发生过中国人曾经的心灵选择和文化使命。在曾经的敦煌，中国人选择了相互尊重，理解，融合，才升发出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么灿烂的文化遗迹和艺术杰作。对于今天的来说，一种文化的崛起，需要在繁茂盛大的现象下，对不同文化、观点、生活……有着开放和包容的态度。《敦煌》和《故宫》最大的不同在于，敦煌相互交融，胸怀开放，四大文明的交汇碰撞，这使得它的历史、文化和艺术绚丽多样，极富变化，更有想象力和张力，更加奔放和自由。而《故宫》正好相反。

   郭长虹：汉唐鼎盛期，敦煌可以看作是一个点：向内是一个世界，华夏文明的农耕文化；向西是另外一个世界，游牧，贸易，灌溉农业构成的绿洲文明。这是两个“文化单元”。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史书上说“凿空”，就是说西方是未知的，他的出使是从未知到已知，是探寻和冒险。张骞之后，丝绸之路就成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通道，涉及物种、技术、绘画、雕塑、舞蹈、文学、音乐、宗教、语言……从物质到文化，几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长安到敦煌，是中国文化的腹地，在敦煌这个根须上又长出了枝干，成为一支华夏文明输血的大动脉。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文明不是一个单质的文明，它不停地吸收，接纳，融合，传播。

　　星期日：有意思的是，敦煌盛自汉唐，衰于明清，而故宫恰恰从明永乐帝开始肇建。我们是否可以将敦煌和故宫看作文化形态的两极？交流/封闭，开放/收缩，多元/一元……当故宫从文化上“替代”了敦煌，又意味着什么？

　　周兵：你说的很有道理，汉唐时期的文化，我感觉有一种进取开放的精神，就像一个人的生命周期处于青壮年。当时的文化基因有中原的农耕文明、儒道、来自南亚的印度文明、来自中西亚的波斯文明、来自欧洲的古罗马文明以及游牧文明。而明朝以后，向西关上了嘉峪关，向南海禁。故宫建造时是中国皇权大一统的高峰时期，封闭，一元。这种变化意味着自闭和某些萎缩，但也有发展进步，更关注人们的内心和自我的精神境界。

星期日：《故宫》讲的是“皇家故事”，具有很强的畅销DNA。《敦煌》你靠什么吸引观众？

　　周兵：《敦煌》的卖点肯定比《故宫》要弱一点，估计不会产生《故宫》那么大的影响力，我们将关注历史中的人，发掘他们的行为语言，情感和思想，传奇故事。

　　郭长虹：目前我们打算拍八到九组人物。其中第一集，将由王道士和斯坦因演“对手戏”。1900年，王道士用一根草棍捅开了莫高窟藏经洞，在晚清这样一个动荡羸弱的时代，它的发现就像上天对中华文明的眷顾和痛惜。王道士，就像当时典型的中国人，有点善良，有点狡黠，有点胆小，有点宗教信仰。而斯坦因呢，一拥有斯拉夫血统的匈牙利人，一生痴爱探险，没有结婚，有着强烈的英国人情结，从莫高窟藏经洞带走的卷子，终于让他如愿以偿加入了英国国籍。他体格强健，雄心勃勃，装备良好，有着良好的专业素养，还有大把大把的钱———就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王道士和斯坦因活像两个世界的代言人。他们的相遇，正是东西方的对话，只是这个对话是不平等的。

　　第二组是张骞的“凿空”之旅，描写敦煌开拓者和建设者。敦煌是怎么来的，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第四组打算再现当时敦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再现一座繁华都市的样貌。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妇女流行什么装容，他们怎么种田的，做买卖的，取了几个老婆，老婆是汉人还是胡人，晚上的娱乐活动是什么……

　　第五组想说说那些无名的艺术家，关于他们的记载很少。这些艺术家是谁？他们是“内地”过去的，还是从印度，波斯等异国他乡而来的？他们如何在幽暗的洞窟里一年年地画，直到须发皆白？唐朝的伎乐部里，有多少外国音乐演奏家？……

　　此外，我们还将讲述莫高窟的“供养人”，也就是现在的“赞助人”；以鸩摩罗什为代表一些求法和护法的人，为探求智慧往来于中国和印度。还有当时活跃在敦煌这个“国际城市”二十多个民族和国家，他们是如何交往的，这里有战争，贸易，通婚等。最后，片子还讲述敦煌的破坏者和守护者。

　　星期日：他们的故事和现代的人有什么关系？

　　周兵：人的欲望和梦想是相似的。

　　郭长虹：关注历史人物的命运，最能触摸到最真实的历史层面。历史不仅仅是时间，更是一部心灵史。历史其实是和亲切的，就像阳光，空气，水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人对自己的来龙去脉有一种天然的兴趣，只是这些东西可能被遮蔽了，觉得挣钱，买房，买车就是生活，这是一个幻觉，不是人真正的生活状态。

　　在《敦煌》里，我们试图发现这样一些东西：古往今来，人们有着大致相同的情怀。不同的时代，区域，文化，人对精神价值的判断是大致相同的。记得有个作家说过，100年、500年以后，我们生活过的地方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会更舒适，对世界的认识会更广阔，但是幸福感不一定提高。我觉得，几千年下来，人的心灵发展其实不大，物质的发展往往不涉及人的内心，和幸福无关。在这个片子里，我们希望越过表层的人物，事件，知识，想一想人的真谛，如何认识人的价值，普遍幸福是什么。

　　星期日：敦煌告诉我们，历史亲切有趣，发人深思，可同时对于历史，我们又充满了陌生和隔阂。近年来，《故宫》，《敦煌》，《复活的兵团》，《圆明园》这些历史纪录片，和图书市场上的《帝国政界往事》等历史通俗畅销书，是否正在形成了某种“通俗历史”的潮流？你是否摸索出一些让观众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方法？

　　周兵：我们对历史的亲近和认识，一直以来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年轻人，但这不能怪他们，怪教育者和传播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和正确的方法。我不敢说现在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已经摸索出了方法，目前也还没有形成一种市场，还不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还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走下去，数量多了自然就形成了一种传播的力量。

来源：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谢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