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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夏楠
张以庆是拍纪录片的。很多人知道《舟舟的世界》,却不知道与之紧密相连的这个人。
有一天,智障者舟舟忽然到了美国,把美国交响乐团指挥得快乐无比,从《舟舟的世界》里走出的舟舟就这样成了“世界的舟舟”。张以庆却还是张以庆。
这是一个拒绝城市的人,行走在钢筋水泥的丛林,永远疑虑重重。却又离不开城市半步,否则水土不服,紧张兮兮,重心不稳。
这是一个玩着前卫影像的人,却对电脑及所有器械化的东西保持木讷,不会打字,不会上网,不会e-mail。
他认同《新周刊》对武汉的评定:最市民化。却每天生活其中,乐得其所,走在喧嚣的大街上与陌生人擦肩而过,不皱一下眉头。
不得不提的舟舟
这是个陈旧的话题。张以庆不想谈。他的态度是冷淡的。就在采访前一天,湖北电视台为他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他放了两部自己的片子和几部他看好的别人的片子。所有人都在专注地看,张以庆沉默地坐在角落。不可否认,他的神情出卖了他,在放到《舟舟的世界》时,那个坐在指挥台下,沉醉地跟随音乐卖力挥舞着一支铅笔(指挥棒),双目炯炯表情生动的舟舟一出场,张以庆的表情立刻变得严肃。
湖北电视台完全将《舟舟的世界》作为模本,有人保持着每两周看一次的记录,有人甚至连这个镜头紧接着的下个镜头是什么都了然于胸。在舟舟从湖北电视台走到中央电视台、《纽约时报》,到吉尼斯世界大全,肯尼迪艺术中心,成为世界的舟舟之后,张以庆是再也没有一个人看过这部片子了。成名后的舟舟并不完全给张以庆面子,有时候,当着众人,舟舟拒绝跟张以庆握手。所有人都认为是张以庆改变了舟舟的命运,但舟舟就是舟舟,想不理你就不理你。
张以庆不想谈这些。谈着谈着会绕过话题,绕到纪录片本身中去。张以庆无意改变舟舟的生活。只是有时会冷不丁地拿舟舟“冷幽默”一下:“这么多奖冲我而来,觉得会跟舟舟很像,有点儿抵挡不住了。”
以前,张以庆听到有人在看片子时说,这傻子挺好玩的,就浑身来气。现在他想通了:如果人们因为了解了舟舟,走在街上碰到弱智人,眼神变得柔和一些,态度变得友善一些,那他的目的就达到了。
同样,凭这部片子张以庆获奖多多,在圈内迅速走红。但他不是明星,不是舟舟,也幸亏不是。似乎舟舟成了张以庆的某处隐痛,催人警醒,令人生畏――人于环境,究竟有着怎样可怕的牵连?
关于英和白的对话
告别《舟舟的世界》,在一个朋友发现白这个人物后,经过数月观察,张以庆决心投入拍摄。
10个月的坚持中,很多次他会觉得不是在拍别人,而是拍自己。“我能强烈感觉到白的内心,她孤独,还特别敏感,脆弱。连同英,这只不能说话的动物。”
然而白在其中几乎没有一句台词,惟一就是:“英,听话啊。”“英,过来。”(英是一只雄性熊猫,白是他的驯养师。)关于白与这部片子,显得神秘。
这不是张以庆愿意谈的话题,他情绪复杂地表达:白是一个很独特的女性,她并不认为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跟她有什么相关。在我观察及拍片的一年多里,只见她上过一次街。对她来说,困扰主要来自内部。她拒绝采访,甚至拒绝交谈。经历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治大动荡、有一半意大利血统的白,似乎已经把人生看得通体透彻。除了安宁,她别无所求。但采访和拍摄,就是剥夺她的安宁。“为此,我至今仍感到深深的歉疚,我打扰了她的安宁。”
他曾经花了3个月的时间与白沟通。在这时候他认为真诚是最伟大的力量。白在看过《舟舟的世界》后,对张以庆有所了解,她就勉强表示可以一试。但在拍摄的前晚,白突然改变了主意,说不拍了吧,希望你能理解。张以庆当时就觉得天要塌了。选题已报,资金也到了位,而且已经花掉了一些。张以庆在电话里力争,电话从夜晚打到凌晨。最后时刻白心软了,但只是同意拍摄,不同意采访。“不是不让白说话,而是她根本不说话。片子出来很长时间她都没看过,拒绝看。直到四川电视节之后,她才同意看。”
“我一直同意这样的说法:在纪录片中,最值得尊敬的不是导演而是被拍摄对象。白以她个人的牺牲作为代价给予了我最深刻的理解。每每提到这个话题,我都会产生一种复杂的情绪。”
他谈到英,一个弱者。“他不会说话,不能对人发言,有要求不能表达,受了伤害,无法抗议。虽然他有些神经质,会突然咬你一口,甚至把你的脚咬断。但在人和现代机器面前,他依然是一个弱者。”
以敏锐抓捕细微
张以庆其实是个非常敏感的人。
他没上过大学,33岁以前呆在工厂,开过机床,看过仓库,主持过黑板报,因为对于文字的敏感,沉寂的10年中渐渐由工人演变成宣传干事,在一些文学期刊上发表诗歌小说、曲艺相声,是那个时代时髦的“文青”。1987年,一个偶然机会张以庆被借调进湖北电视台,迈上他的“圣殿”大门时,心中仍是抖抖索索。
他说,他不读万卷书。他几乎没有看过一本电视电影方面的书,所有的积累都是从前读的文艺书籍,搬过一次家,如今束之高阁,你聪明一点就最好别问他正流行的层出不穷的新人新书。
他也不行万里路。一离开熟悉的城市,他紧张,觉得寒冷,饥饿,引发系列不适应症。他说自己最理想的拍片地点就是在湖北电视台的广电大院,活动半径在500米范围内。但他的作品飘洋过海,带给异域的那些不同种族不同肤色听不懂中国话的人们同样的震动。2002年8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世界文化多元化研讨”国际会议上,《英和白》映毕,掌声雷动,一位印度资深导演站起来,朝张以庆深深鞠躬。“有的朋友在地理上走很远,而我在人的内心走很远。”
还有,他像节被遗弃的旧车厢,完全与城市脱轨,对电脑和网络一窍不通,作为一个从业15年的电视导演他从未摸过摄像机。张以庆显出小学生般的自卑。他说: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汽车的话,他肯定是最后一个去拿驾照的。又是借助敏感,他知道要求剪辑师在哪里加上半帧,或者在哪里减掉半帧的半帧。所谓帧,电视人所了解的在编辑机上一秒钟画面可以分切成24帧,每帧细如发丝。
他从敏感这里源源不断地撷取所需。他相信某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对性格的昭示,比如血型,比如星座。他喜欢在片中用音乐恣意铺张一种情绪。什么情节用什么曲子,全凭敏感告诉他。
这样一个生性特别的人,以他自己的方式触摸着这个城市的脉动。我也确信,一个天生敏感的人,对人的情感、人性中任何一点细微的东西,他都充满了敏锐的直觉。就好比他对机械化的东西本能的排斥一样,此消彼长,这时,想想失聪的贝多芬,仍然能创作出《命运》的华章。
坚守完美的孤独战士
张以庆是独居人士。经历了工厂的10年孤独,现在他又沉入纪录片的孤独,回到家面对四壁,永远是他一个人的战争。
他的工作与生活几乎重合,他说自己好像再也不能干点别的什么。“很多时候我想一个人呆着。做纪录片就是这样,这是别人无能为力的。”总有人会好奇地问张以庆,拍片子最难的是什么?他说,在今天这个多元社会,处处充满诱惑,难就难在很长时间专注于一件事。
张以庆应该就是一辈子专注于一件事。《红地毯上的日记》完成于10年前,是张以庆的起家作品,说的是一个艺术体操队的事,片子拍摄了三天半,片长15分钟,可绝少人知道,为这15分钟,张以庆每个周末,骑着自行车到现场整整观察了3个春夏秋冬。《舟舟的世界》是50分钟,但他们足足拍了2100分钟素材,70多盘录像带,每回去剪接张以庆都得用车拉。《英和白》的所有字幕提示语才1000多字(没有解说词),而在此之前的文字记录竟有10多万字。
张以庆做片子很慢,他自我辩解说,慢是一种权力。慢是由于细致、认真,由于沉淀,还由于他对于个性的偏执。说“女人像花一样”的第一个是天才,第二个什么都不是,第三个就更惨,张以庆说有时候逼急了真想跟着说“像花一样”。
看过张以庆片子的人都有一个感受,音乐和片子的风格十分贴近。可是为了几分钟甚至几十秒的音乐他可以听上几百首乐曲。在北京电影学院,看完《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后,有学生问张以庆是不是学音乐的?他不好意思地说,参加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人谈《英和白》的音乐和布景非常接近《花样年华》,在北京电影学院,张以庆甚至因此获得与王家卫同等的礼遇。但张以庆的反应冷淡:“其实我是在整部片子做完之后才听人提起这么一部片子,于是专门找来看,看了以后没有太多的感觉。有些时候一些偶然的巧合是存在的。只能这么解释。”
不能不说,张以庆住酒店,务必要纯白的桌布和滚烫的茶水;他坐没有烟味的出租车。他一个人住的家,依旧整洁,他说自己如果离开城市,会倍感不安。
采访手记
那天张以庆的状态不佳。除了事关纪录片,其他的问题总是斟酌,言辞夹带着困顿。后来打开电视机,一起看了场女篮世锦赛中国队对俄罗斯队的比赛。中国女篮由开始的领先10多分到最后败北,这令一向追捧中国女篮的张以庆懊丧不已,他认为这跟做纪录片一样,不能碰运气,到最后只能靠实力说话。
再后来他说,对不起,别问我太多问题,不在我的语境当中,我就特笨拙。
《英和白》简介:武汉杂技团狭窄的小院,一座大门里是英和白的家。英是世界上仅存的一只被驯化可上台表演的熊猫。白是一位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的女驯养师。她和英组成的家庭已经14年了。屋角是一台电视机,白天黑夜地制造着各种声音。因为某种原因,英和白停止表演多年。白每天所做的事情就是照料英的吃喝拉撒和进行一些可能并无意义的训练。喧嚣是别人的,白可以半年半年地不出门,守着英,她惟一的寄托。
《英和白》获2001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最佳纪录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创意奖和最佳音效奖。第19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纪录片最佳编导奖。2002年5月入选INPUT国际电视大会,巡演于欧洲、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