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同道：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与品格

张同道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纪实台 2011年09月28日 14:23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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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意外，就是非常规状态，不应该发生的事儿发生了。《我们的留学生活》热透北京、成为公众谈论话题多少有些意外，因为这是一部纪录片，而纪录片在当今大众文化语境里并不热闹，它常常静卧于文化边缘地带。因此，这部纪录片所导引的社会效应与收视现象比作品本身更值得探讨。

　　其实，纪录片火暴并不意外。把目光推到上一个世纪，每逢重大历史事件发生之际，也正是纪录片发展之时，纪录片往往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文化。从苏联维尔托夫的电影眼睛派、英国格里尔逊的“我视电影为讲坛”理论、美国劳伦茨的社会问题片到荷兰飞人伊文思“参与当前的重大事件”的系列作品，纪录片介入社会，深入矛盾，成为时代见证。60年代以后，电影纪录片的新闻功能被电视取代，电视纪录片趋于发达，小人物进入公众视野。90年代，《生活空间》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为创作策略，辟出中国纪录片新路——这在当时也曾是社会关注的话题。

　　然而，近年来中国纪录片渐渐失去观众。纪录片编导以风雅自命，指责大众没有文化品位，大众的审美意识追随泰坦尼克号沉没大海，剩余的只有小燕子的吵吵闹闹、装疯卖傻，大众早已腐败的胃口仅仅适宜于吞噬文化垃圾。观众则埋怨当今纪录片晦涩、枯燥、沉闷，故作高深。

　　《我们的留学生活》为纪录片和观众提供一次化干戈为玉帛的机会，热烈拥抱。这意外中的不意外给纪录片制作者留下一些启示：不要感叹观众抛弃纪录片，是纪录片背弃观众。纪录片应该直面生活。

　　摄象机眼睛聚焦哪里？这是纪录片制作者最关心的问题。老少边穷题材一度泛滥荧屏，似乎这才是文化品位。其实，很多作品难以排除猎奇与投机的嫌疑。城市题材少，社会矛盾题材少，关注个体心灵情感的更少。转型期的中国有太多问题值得关注：人口迁徙、制度变革、上岗下岗、情感困惑、观念更替以及这些问题背后的心态等等，记录这些问题的作品都可能为社会所关注。总之，纪录片制作者应直面生活，介入矛盾与冲突，介入情感与心灵。

　　真实性是纪录片的生命与品格，敏感、耐心、观察与对人的尊重是纪录片制作者的基本素质，非虚构、非剧情是纪录片与故事片的区别。但是，危机来自根部，纪录片的真实性受到质疑：人们看到影视语言造假的技术节节递增，纪录片能坚守忠贞吗？在国际纪录片界，真实性的困惑令学者和制作者同样兴奋，90年代德国作品《大象的陷落》与其说是纪录片，不如说是对纪录片的反思。中国纪录片所面临的真实性困惑却不是本性问题，而是传统读解中的真实性问题：它真实吗？判断的标准是生活常态。目前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依然是宣传色彩馥郁，人性价值贫弱，尤其好人好事模式的作品泛滥，假话连篇，矫揉造作，不少记录英雄或模范的纪录片不仅损坏纪录片的信誉，也毁坏人物本身——假如这英雄或模范是真的。

　　纪录片故事化似乎也是一种趋势。纪录片是沟通人与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如果过于专业化、学术化，普通观众被拒之门外，很难达到交流的目的。因此，纪录片也要倡导观赏性，要好看。北京有线电视台的《费杰日记》是一部制作略嫌粗糙却颇具观赏性的作品，编导把人物放在一个故事中讲述，人物就易于展示性格特征，观赏性也比较强。当然，纪录片的故事不能是编导出来，而是记录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