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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力州:为失语者代言

杨力洲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中国经济网 2012年05月03日 16:59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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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商业电影普遍的大制作和高票房相比,以真实生活为创作题材的纪录片始终面临着先天的困境——小众、融资难和不易进入院线,是绝大多数纪录片导演不得不考虑的难题。

台湾导演杨力州的纪录片生涯,似乎也印证了纪录片的现实困境。26岁开始东拍西拍,27岁才开始读电影,到了三十岁终于确定要在纪录片的道路上走下去。

2006年,代表台湾纪录片进入院线时代的影片《奇迹的夏天》获得台湾金马奖纪录片奖,让杨力州在台湾本地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承认。实际上,在此之前他的《打火兄弟》(1997)、《我爱(080)》(1999)、《新宿驿,东口以东》(2003)等影片已在国际上屡获殊荣。金马奖纪录片奖的获得给杨力州带来的最大影响,莫过于是让他不再担心资金的来源。

此后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杨力州,在不到四年时间里,相继拍摄了《水蜜桃阿嬷》、《征服北极》、《青春啦啦队》和《被遗忘的时光》,获得普遍好评。

在杨力州的导演生涯中,对小人物的关注是一以贯之的主题。2010年12月12日, 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开幕。在展映的二十部全球最新获奖纪录片中,就有杨力州摄于2009年的《青春啦啦队》:一群平均年龄70岁的老人,组成了一个美式啦啦队,为了有机会在世运表演,从2008年10月就开始,虽然记不住舞步、伤病不断、还得面临无法避免的生老病死,却坚持用最乐观的态度,在加油吆喝声中,展现可爱、精彩、活力四射的迟暮人生。

“生活中大家关注的往往是老弱病残的老年人,而那些健康的老年人则常常被忽略。我在《青春啦啦队》中想关注的,就是那被忽略的真实的一面。”杨力州说。

中国经济信息:看《青春啦啦队》的时候我注意到,看到那么多、年龄那么大的老年人表演,观众都是充满笑声的。让人想起李商隐的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你是怎么想到要拍摄这样一部片子的?想表达的是什么?

杨力州:拍摄《幸福啦啦队》的来由,说来话长。时间是在两年前,我去了一趟北极,拍摄《征服北极》的纪录片。在天寒地冻的世界尽头,我突然想起了我去世的外婆。在那里,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给她解释纪录片是什么,解释我为什么做纪录片。我写到,如果我有一点能力,我是不是应该在我的人生道路上转一个弯,去拍一些不懂得为自己说话的人。实际上,我一开始想拍的是很小很小的孩子。后来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希望我去拍一群失智的老人,也就是痴呆症,我就答应去看一下。

在养老院那一天其实我非常震撼,我看到60多岁的老人,和他90多岁的爸爸在养老院。每家都有老人,那个景象真的是很触动人。所以,我就决定拍摄失智老人。在我没拍多久我就确定要将这部片子放到全台湾的院线去上映。

当时,其实我有两部片子在同时拍摄,一部是在台北拍摄生病的老人,一部在高雄拍摄健康的老人,两部片同时完成。

拍摄健康的老人,是想破除大家对老人那种又老又病的刻板印象。我在看到啦啦队比赛的画面时,惊讶到合不拢嘴,因为从没看过这么热情可爱的老人在跳美式啦啦队。

在台湾,病残的老人占25%,健康的老人占75%。其实往往大家的关注点都集中在这25%的老人身上,而大多数健康的老人实际上被忽略了。在我拍摄的过程中,发现他们都非常爱漂亮,害怕孤独,自己去找乐,他们的人生观,是用一种有意思的态度活着。啦啦队里年纪最大的阿祖八十八岁,平均年龄七十岁,加起来有三千岁。我在想,人到了领老人年金的年纪时,除了坐公车不用钱,偶而可以骂占着博爱座的年轻人之外,就应该是体力不继、社会负担的样子吗?这部片子就像是一片药片一样,大家看这部片子时其实都是笑的,其实笑声正是包在纪录片表层的糖衣,里面却是苦的。老人们都面临着未来不确定的疾病和死亡。笑声过后,也能引发人们的思考,来真正关心老年人的生存状态。

关于失智老人的纪录片会在2011年在台湾院线上映。失智老人的主题比较沉重,而且所呈现的也偏向老人疾病、长期照护、医疗体制等制度面的问题。我觉得,对于老人的诠释不该只是片面的,所以我在镜头中对健康老人和失智老人分别呈现,希望大家能关注他们内心的一些被忽略的东西。

中国经济信息:看你的纪录片,从面临未来艰难选择的少年足球队,到体现艰难生存状态的老年人,感觉“人文关怀”的主题是贯穿其中的。

杨力州: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主要就是拍摄小人物,包括老人和很小很小的小孩,他们不懂得为自己说话。在台湾,应该有人去关注他们的存在,这可能是我做这些的最大的理由。

中国经济信息:您是怎样走上纪录片的道路的,在早期的纪录片生涯中面临过哪些困难?

杨力州:实际上,我从30岁才开始做纪录片。但是我在26岁的时候就开始拿着摄影机开始东拍西拍,也没有想过会走上这条路。一直到27岁读电影研究所,一直到1999年毕业,才确定要做纪录片这件事。

中国经济信息:纪录片和商业电影相比,尽管一部分也可以进入院线,但在商业运作和票房上,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你在市场上已经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没有想过未来向商业电影转型?

杨力州:做纪录片,我主要关注的还是它的现实意义。你看一部好莱坞电影,也许哈哈大笑兴奋一阵就完了,可能没有几天就忘光了,它是以娱乐为目的的。可是你看纪录片,它是真实的,它让你笑中带泪,引发你思考。其中蕴含的人性,会对你的心灵产生持续的冲击,不容易被遗忘。

现在我的一部《被遗忘的时光》正在台湾院线放映,每周票房都在前十。和它竞争的片子都是好莱坞的优秀片子,在网上大家对这部影片的评价也很高。所以,从我个人而言,我不太可能会向商业片转型。

中国经济信息:《奇迹的夏天》在2006年获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应该算是很大的荣誉了。实际上,我看到您的作品从1997年您读电影研究所毕业之前一直到今天,获了很多的奖项,您觉得这些颁给纪录片的国际的著名奖项,对一个导演来说有哪些现实的意义?比如您所获得的金马奖。

杨力州:是啊,对我而言金马奖当然有它的意义。我觉得最大的现实意义就是我可以不再考量市场的喜好,而选择我喜好的题材。所以我从2006年拍摄足球那个纪录片后,在找资金上没有那么多的困难。

最初做纪录片的时候,资金和预算的问题占据了相当大的精力。最大的难题是,我在纪录片上看不到未来。其实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的很多年轻的导演都很有想法,但都面临各种的现实问题。我曾经面临的问题,其实现在他们也都有面临。对于纪录片的导演,我认为最困难的还是要走过最初的没有方向的时刻。

中国经济信息:论坛上也来了很多国外的著名的纪录片的导演,带来了很多国外的优秀的纪录片。您觉得大陆和台湾的纪录片相比,中国和国外的纪录片相比,有哪些不同之处?

杨力州:简单来说,其实纪录片的发展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息息相关的。我接触过大陆和欧美的很多导演,其实他们关注的也并非局限于政治,他们更有意识地关注人性、文化以及对艺术的思考。

纪录片中透露出的生命的味道,其实各国的导演都有关注。如果说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是因为各国之间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差异,而导致的在题材和重点关注上会有些许的差异。(中国经济信息记者张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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