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谈谈纪实性纪录片的创作

王海兵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26日 16:5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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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纪实创作的兴起和它的心理依据

近年来，在新闻界、文学艺术界，纪实热正在悄然兴起。纪实文学、现场新闻、写实摄影，纪实的魅力愈来愈引人注目。在美国，一部由雷德瑞克•威斯曼摄制的《堤堤卡特的傻子们》—— 这是一部有关马萨诸塞州一所精神病院的揭露性片子——引起了轰动，没有任何解说词，有趣的是它却因被认为摄制得影响太大而禁止在电视台播放；而在国内电影界，当过多的政论片出现在屏幕上，将电视的本体——形象搞得支离破碎的时候，我们欣喜地看到了《望长城》、《沙与海》。它们像阵阵清风吹来，为电视界注入了新的生命。一部《望长城》“弄”得大街小巷焦建成长、焦建成短的。而《望长城》的成功，正是纪实创作手法的成功。

纪实主义的创作为何有如此魅力？探索其心理依据，我认为，这是一种回归、一种返朴归真。所有的艺术从原始形态的简单纪录到愈来愈完美的主观表现再回到自然朴实的客观纪实，走过了一段发展的道路。终点又回到起点，但回归并非简单的倒退。大智若愚，看上去质朴无华的纪实创作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表现。人们的审美观是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纪实，是现代人经历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以后产生的心理需要。大千世界多姿多彩，现代人思维活跃开放。人们需要感知、认识，需要自我思考和联想，而不是简单的接受；人们需要获取大量的信息而不是听人说教。现代人追求独立个性，过多的现代文明包围的生活促使人们走向大自然。这一切，使客观再现生活情景、质朴无华、丽质天成的纪实创作应运而生。

二、纪实片的手法特征和运用

人们在评价纪实片创作时，总爱讲到长镜头和同期声。我认为，还有一点同样很重要。那就是大量的细节描写。归纳起来，纪实创作手法大概有三大特点：一是长镜头，二是主持人加同期声，三是细节描写。

关于长镜头，简单地说，长镜头在展示客观时空、强调事物本来面目也就是它的真实性方面，有优势。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很多，像《望长城》中很多跟随主持人拍摄的镜头，从进屋、找人到谈话，一气呵成，即展示了环境，又表现了被随意抓拍的主人公的情绪，为那些谈话打下了真实可信的基础。长镜头运用在纪实创作中的另一种功能是它的包容性很大，给人以思考的天地，适应了纪实创作中见仁见智的审美心理。比如《沙与海》中对牧民刘泽远女儿的采访，当采访者问她想不想嫁出去的时候，被拍者长时间没有回答，低头无语。这时的镜头不是像通常那样被切断或摇开，而是死死地对准她，做了超越常规长度的处理。这时又接上一个小女孩在沙漠中行走玩耍的长镜头。这里所表现出的韵味和意境乃至一种思想，是非常深刻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看到这里，都会产生联想。这个镜头使我想到主人公对故土的眷念，进而想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意识和价值观念。虽然沙漠中生活很苦很单调。虽然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环境还很艰难，但它毕竟是自己的生养之地，那里有童年的欢乐和希望，有我们的根之所在。这个长镜头引人思索，表达的意义非常丰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主持人和同期声，也是纪实手法的一大特征。它的特点在于能缩短观众与表现对象之间的距离，同时也能更加真实地纪录生活，当主持人出现在现场，与表现对象交流时，他调动的是观众的参与意识。平时普通观众看电视，总觉得电视神秘莫测、高不可及，自己仅仅是观众而已。而在《望长城》中，人们觉得自己是其中一员，是事件的参与者，而大量的同期声运用，丰富了我们的感知。在生活中，我们认识世界是通过眼观耳闻来实现的，缺了声音的信息传递，等于现实生活内容少了一半，其真实性就会打折扣。完美的纪实片，应该把声音做为一种创作元素、做为一种结构手段充分运用起来。

细节描写也是纪实手法的一大特征，它能起到真实地再现生活原貌的作用，这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关于这点，我想谈谈我们的《藏北人家》。《藏》片被认为是一部纪实性较强的纪录片，但它没有运用主持人，主人公的声音没有被推倒前台，而是作为一种背景来处理（这样的处理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没有很好的翻译，没法交流。在编辑阶段，没有人懂藏语，也无法取舍）；片中长镜头运用也不多（我认为，长镜头的一个弱点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传递的信息不如镜头分切来得丰富。有人说《望长城》有些地方太拖沓，大概就是针对过多的长镜头而言）。我们在《藏》片中追求的是细节，用一系列的细节来结构全片，这是《藏》片的特色。我们希望用真实的细节来再现生活的原貌。我们在拍摄前给自己定下了规矩，决不进行人工摆布。于是我们用一种有准备的眼光和头脑去发现、去抓取生活中的一个个瞬间。我们的观察从一个个生活细节入手。藏北游牧文明是一种很独特的文明，每一个生活细节，对外人来说，都具有信息上的意义，而具有思考意义的细节，则需要我们去发现。我们纪录了生活中的许多细节：吃饭、梳妆、剪羊毛、祭神，这些细节，具有游牧文明的特征，反映了一种帐篷文化。正是这些活生生的细节，构成了藏北游牧文明的内容。将这些细节串起来，就是藏北牧人的真实生活。这里有一点要说明，电视本身是形象化的，有些政论片，落实到画面上也有细节，但它的细节构成和运用与纪实片有所不同。纪实片的细节是完整的主体形象，处于主导地位，解说词是为了阐述细节而设置的。政论片中的细节则是一种零散的不具备确定性的客体，它只不过是一种可随意组合的画面，是为了填充解说词而设置的。地位不一样，效果也不同。

因此我认为，我们的纪实创作，在注重长镜头，主持人和同期声的同时，不可忘记细节的作用。
我们有许多影片在国外不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什么都讲了，什么都没讲清楚。从这个意义上讲，注重细节描写，能帮助我们走出误区。

三、关于纪实片的残缺美

《藏北人家》在参加戛纳电视节时，一位美国评委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影片对我来说，太干净了一点。一方面，拍得很好，工作是杰出的。但另一方面就显得形式化，太工整了，我作为纪录片工作者，认为要做得那样完美，不加以组织是不可能的。如果把拍摄者的一些活动加进去，或许会好些，当然那又不是你的风格。不过目前片子显得太条理化，生活不可能那么有条理。”我理解这段话，好像是说，镜头哪怕有一点失误，内容哪怕多一点杂乱，多一点随意性，或许会更好，更真实。这使我想起一句古语：“美人方有一陋处”，十全十美不为美。作为纪实创作，它的审美眼光应该是独特的。残缺和失误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为了接近生活、接近自然，我们不妨在片子中保留一些失误。关于这一点，我想谈谈让我受到启发的几件事。

我这次到法国，在埃菲尔铁塔下，有一个意外的发现。铁塔下面的花岗石座基，原来是被打磨得十分光洁的，但是在离地面一米处，很明显被后人有意用钢钎敲出了许多不规则的小坑，整个座基四周都被敲过。这不是破坏，而是有意造成一种残缺，这样它更能体现花岗石的粗糙质感，更接近自然。这些小坑的粗糙碍眼与光洁的大面积墙体形成了对比，虽然是一种残缺，却有特殊的美感。从铁塔石基的审美感受中联想到我们的纪录片创作，颇受启发。

在我们四川成都，两年前新开设了一个经济广播电台，以直播为主。由于是新建台，又是直播，主持人在播音中时常出错。有人取笑经济台主持人素质低，但是非常有趣的是，这个台很快就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现在已成了成都最受欢迎的电台。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那不规范的播音、时常出现的口误差错，也是成功的原因之一。生活本来就是这样，人们讲话不可能不出错。经济台的播音，就像生活中的交谈一样，反而更亲切、更自然、更真实、更有韵味。后来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也搞了现场直播，让非常有经验的播音员主持一个个非常完美的播出，但是人们还是更喜欢经济台。

应该说，残缺也是一种美。失误在纪实片创作中，有时会显得更加真实宝贵。记得我们在创作《西藏》系列片中的《羌塘盛会》那一集时，为了表现男女青年在赛马节上谈情说爱，曾跟踪拍摄两位姑娘。拍摄中其中一位突然用袖子挡住我们的镜头不让拍，但我没有关机，把这个场面拍了下来，编进了片子中。许多人看了这个镜头都会意地笑了，效果反倒更加真实生动。

那么，是否应注意去追求类似效果呢？本身拍得很成功的镜头，要不要人为地造成残缺呢？这是令人困惑的问题。记得在《望长城》中，有一个镜头拍得很成功。在寻找秦长城时，主持人在山岗上问一老人：“长城在哪里？”老人爬上土岗，用脚踹了三下土地，说：“就在这里。”这个镜头拍得干净利落，非常完美。但是有人看后说：“肯定是组织拍摄的，哪有那么巧的事”。可事实上，这个镜头又的确是抓拍的。这就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或许我们以前的创作组织拍摄用得太多，因而“假作真时真亦假”，产生了认识上的误区。那么，如何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呢？这是值得探讨的。人们说：带有虫眼的苹果更真实，它不至于被认为是蜡做的。我们可以选择带虫眼的苹果，只是虫眼不能太多，不然就成了烂苹果。

四、东西方文化差异与纪实创作的困惑

人们常说东西方文化背景不同，观念上有差异。那么差异到底在哪里？西方人崇尚个性、喜欢独立思考；中国人则习惯于统一思想，谐调一致。表现在审美倾向上，西方人追求客观纪实，中国人追求主观表现。油画重写实、求逼真、手法细腻；而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求神似、表达主观感受和意境。纪录片创作，国外更注重真实纪录，把观点隐藏得很深，而我们总是想表达点什么，告诉别人一点什么。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从每一篇文章中找主题思想、段落大意。我们的观众在看一部纪录片时的眼光，不可能和西方观众相同。

那么，我们的创作应该遵循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纪实应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才好呢？《藏北人家》在国内，基本上还算是客观纪实的作品，然而在戛纳电视节上，却被认为带有主观色彩；《沙与海》的交替表现，对国内观众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构思，而某些国外评委却认为这样做太主观；国内有人称赞《藏北人家》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法国却有人说它“太诗化”；某些国外纪录片，大段大段的镜头，没有解说，中国观众觉得冗长，忍受不了，而我们又常常听到国外同行对我们某些纪录片的批评：想看的东西总是一晃而过，解说词太多、太满。

这些都是非常矛盾的。不可否认，这是观念上的差异。我们是全盘接受西方创作观点创作手法，还是面对我们中国的观众，搞出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来呢？中国的电视创作要走向世界，又该怎样超越自身呢？作为创作者，我们感到困惑，我们呼唤理论。

(此文写于1992年，发表在《电视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