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兵：捕捉世外神韵 《藏北人家》创作谈

王海兵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26日 16:42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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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已落下帷幕。我们创作的《藏北人家》（以下简称《藏》）获最佳纪录片“金熊猫”大奖，这出乎我们意料之外。它引起我们的深思，引导我们去回顾、探讨创作该片的心路旅程。

《藏》片是四川电视台和西藏电视台合拍的系列片《西藏》中的一集。拍片过程说来简单：摄制组6个人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碰巧其中一半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王海兵、赵坚是82届，韩辉是83届，3个人挑起了编、摄、撰稿的担子。为了寻觅拍摄题材，我们这支小小的创作队伍几乎走遍了西藏。去年8月下旬，我们来到藏北腹地纳木湖畔，在那里结识了牧民措达一家。以后的日子里，措达家的帐篷旁多了三顶小帐篷，我们和措达早晚相处，用自然跟踪手法不分昼夜地拍了200多分钟的素材，回拉萨很快写出本子，又转入另一题材。直到今年6月，长达47分钟的《藏》片才编辑创作出来。

《藏》片值得探讨的首先是题材的选择。为什么要这样去拍藏北？一户普通的牧民，一些平凡的生活细节，没有一点轰轰烈烈的戏剧性和高潮。

简而言之，《藏》片的选题是我们对中国西部、对青藏高原思考的结果。中国西部瑰丽多姿，青藏高原神奇迷人。要猎奇，尽可以去拍风光和民俗风情（我们也拍这样的题材，如《羌塘盛会》等），但我们不满足仅仅是这些。

浮沉在人烟稠密的城市里，狭窄压缩的空间和紧张的生活节奏，使人有一种自我消失的感觉。在广袤的西部，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地球的本貌，发现了大自然如此壮阔伟大，同时也发现了我们自己，但是，人是如此孤独弱小。

你会想些什么？面对青藏高原巨大的空间体积，面对“第三级”的冰天雪地和常年不停的西风，难道你只会想到欣赏美丽风光，追求奇风异俗的刺激，而不去想——人？得有多大的决心，人们才敢去青藏高原旅行。更得有多大的勇气和毅力，人类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我们把思维的焦距，对准生于斯长于斯的藏北人身上。我们想探寻藏北人在与大自然生死搏斗中创造的独特文明的内容和本质。我们关心这种文明的生长和命运。这种关心、同情根源于我们与藏北人都是人类的一员。我们都要面对大自然。我们对他们命运的思考实际上也是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

正是这一思维方向引导我们去拍摄人。中国画画人画动物讲究画“眼”，我们拍藏北也要画“眼”，这只“眼”就是普通牧人的生活和命运。

这一构思酝酿了二、三个月。我们这个创作集体，既有在四川藏区多次采访的积累，又有在西藏工作多年的感受，对牧民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有所了解。早在5月份进藏之初，就有拍这样一部片子的想法，但是迟迟没有动手拍，是因为没有找到准确的切入点。

除了我们，很多人都拍西藏。总感到浮光掠影的多，热热闹闹的多，猎奇的多，真正带着一种关注和同情的态度去反映实实在在的生活的片子太少。当前纪录片创作，又热衷于“文学体”的样式，过分追求解说词的华丽和镜头的技巧，而这些，恰恰不是我们藏北所需要的。我们在西藏牧区生活了三个月，所体验到的，是一种生活的朴实，是大自然的感染力。追求自然和朴实，是生活对我们的启示。三个月来，我们反复讨论这部片子的主题和风格。把拍摄内容限制在一户牧民一天的生活里是我们最终构思的结果。这一构思基于两点：其一，尽管藏北荒凉寂寞，但有人的存在就有社会。而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基本形态。要观察藏北人，观察他们在如此险恶的自然环境下究竟是怎样生存下来的，最好的途径是观察一户人家。其二，我们追求朴实自然，我们对创作手法的规定是纪实性的。我们试图把观众带入一个完全真实的环境中。以一天的生活流程为主线来反映一家人的生活，是体现我们意图的最佳选择。

纳木湖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湖，海拔4718米，湖面高度比泰山绝顶还要高出三倍以上。湖的周围是草场。我们来到这里寻找拍摄对象。措达一家是偶然选中的。他们的家庭结构较齐全，有年轻夫妇、老人、小孩；牛羊财产为中等水平，具有代表性。

藏北牧人很豪爽。我们很快就成了朋友，他们帮我们扎帐篷、做饭，毫无保留地告诉我们一切。对我们的拍摄，他们毫不介意。他们从未见过摄像机，也不懂得其中的奥妙，因而连小孩在内，对我们的摄像机都不感兴趣，这对我们的拍摄是一个很有利的条件。

我们的观察从一个个生活细节入手。我们采用一种近似自然主义的拍摄手法，对拍摄对象决不进行人工摆布。自然、真实、纯朴，是我们对全片的艺术把握。让镜头的造型美与生活细节的真实自然美结合起来，这是我们对镜头的美学追求。我们并不刻意追求单纯的画面效果。无论是晚霞中的牛羊，火塘前的笑脸，还是夜色中的帐篷，月光下的牦牛，一切都忠实于生活的真实。我们把镜头当成一支笔，真实地记录、记录、再记录，让生活静静地流动，让镜头像生活本身那样真实自然。

每一个生活细节——吃饭、打扮、放牧、剪羊毛——都深深地打动着我们，正是这种活生生的细节，构成了藏北游牧文明的内容。将这些细节串起来，就是藏北牧人的真实生活。我们追求细节，用一系列细节来结构全片，这是《藏》片的独特之处。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氧气稀少，行动困难。要完整地记录生活细节，又不靠摆布而靠抓拍，必须时时机器不离手，随时处于倚马待发的状态。这就注定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摄制组都是年轻人，大家劲头十足，完全处于一种忘我的创作境界之中。我们以近乎疯狂的热情不停地拍摄，忘记了洗脸，顾不上吃饭，从早上五点到太阳落山。我们的发电机24小时不停地工作，仍然满足不了电池充电的需要。这样的拍摄对我们来说平生是第一次。

我们把自己观察到的东西都力图用镜头表达出来。当然，完美的纪实创作风格并不是照搬生活。我们等待，有选择地记录，留心思考，不断完善对全片的总体把握和艺术构思。

我们对《藏》片纪实风格的把握还表现在对解说词的处理上。对解说词，我们追求的是朴素、平淡、隽永。在解说词与画面的关系上，我们要求它从属于画面。换句话说，不是像某些片子靠解说词来结构全片，解说一贯到底，光彩照人，而画面成了可随意组合的附属物。我们以生活本身的流程，以镜头的内在逻辑来组接镜头、发展情节，充分利用电视本身形象化的特点，还电视的本性于创作之中。对纪实性纪录片来说，我们的理解应该是记录生活，而不是评价生活。我们相信观众的理解，许多内容，都深藏在我们的画面之中，而不是通过解说喋喋不休地去加以评述。我们力图维护全片的真实、客观，追求它的可信性、可视性。纪录片最主要的表现手段应该说是画面，而不是别的。只不过这些画面是经过选择，可以表情达意，融进了创作者思考的画面，而不是单纯的客观再现。

《藏》片不是生活的简单记录。我们可以从措达一家的生活细节中，引出很多思考，从中发现一些人类学、社会学的东西。我们不是专家，但我们能感觉到，措达一家极为简单的生产方式生活形态非常古老。几百年、上千年的藏北牧人祖先的生活，同措达的生活相差无几。而且今后，尤其在现代文明的触角难以企及的藏北腹地，牧人的生活会有多大的改变是很难说的。这样一种生活方式能够保留下来，正说明它具有它的价值，这种价值也是人的价值。人类在与大自然的抗争和适应中，必须与大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的关系。这是藏北游牧文明给人的启示。从措达一家成员的不同分工，他们之间的朴素感情，措达与邻人及哥哥的关系等等细节上，我们还能发现一种最基本的社会形态，并从中悟出社会的本质：社会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纽带，是人类组织起来适应和改造自然的形式。在藏北，人与社会、自然的关系简单明确。没有社会，孤独的个人在大自然中无法生存。

所有这些理解都是片子以外的。对《藏》片本身来说，重要的不是外界怎样评述，而在于生活本身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不加矫饰地向观众提供一部真实的，材料丰富的纪录片。有些内容如措达妻子罗追一早一晚进行动人的祭神仪式，措达夫妇的宿命观点，他们不打算送孩子上学，游牧文明的停滞等都忠实地保留了下来。删掉这些，藏北游牧文明就成了一种残缺的东西。

我们希望《藏》片能为观众创造一个思考的天地。我们期望观众自己的判断和自我思考，期望他们从这部片子中获得诸多内心的感受并得出自己的结论。正如一位国外评委所说：“《藏》片反映的生活我没有体验过，也可能永远无法体验。但我相信它是真实的，它使我思考许多问题，使我想起了自己的生活。”

藏北画“眼”的尝试得到了殊荣。它给了我们许多启示：电视纪录片的重要任务，是记录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宜遵循以人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藏》片的获奖，不仅仅在于它那牧歌般的异域情调。“金熊猫”奖国际评委、美国影视权威人士托马斯•斯金纳先生认为：《藏北人家》和经典纪录片《北方的爱斯基摩人》以及获第二届上海国际电视节“白玉兰”大奖的《巴卡•丛林中的人们》有许多相似之处。这或许表明了《藏》片成功的原因。因为这些纪录片都反映了一个人类共同关心的主题：“人与大自然”。

我们很同意“金熊猫”奖国际评委、英国的奥布利•辛格先生的话：“越具地域性的东西，越具世界性。”我们还想补充一句：“越具人类共同价值的东西，越具世界性。”

(王海兵 赵坚    此文写于1991年,发表在《北京广播学院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