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轨”与“对话”——关于纪录片走向世界的思考

王海兵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CNTV 2012年03月26日 16:37 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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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来，我们在谈论中国纪录片走向世界的时候，总爱用两个词，一个“与世界接轨”，一是“与世界对话”，似乎这是我们努力的一致目标。细推敲起来，这两个词是截然不同的，它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是“接轨”？还是“对话”？要想让中国的纪录片走向世界，我们的理论界和创作队伍必须明确这一问题。

“接轨”一词，是交通用语，后被经济领域借用，再转借到文化领域来。顾名思义，接轨，表示求得某种形式上的统一。两条轨道只有完全吻合才能让列车通行。“与世界接轨”，说明世界上原本有一套运行轨道，欲“接轨”者要抛开自身某些不适应世界轨道的特性，按照世界统一的模式格局运行，这是一种适应关系，依附关系，这里面有着明显的主次概念。

 “对话”是俄罗斯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20年代提出的文艺理论，他发现了人与人对话时的平等精神，他认为，对话“是同意或反对的关系，肯定与补充的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下，对话的双方都具有自己独立的品格，具有各自鲜明的个性，对话没有主次之分，只有双方相互的适应而不是单方面的迎合，只须强化双方各自的特点才能形成精彩的对话。这里面体现的是一种平等精神，是双方观念，个性、特点的展示，是相互学习、交流、借鉴的关系。

明确了接轨与对话的特点，再来看我们所说的纪录片“与世界接轨”和“与世界对话”，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接轨”说与“对话”说，前者求同，后者求异，前者要求我们把自己的创作方法与观念纳入对方的习惯中，让影片去适应对方的欣赏心理，后者要求我们保持自己鲜明的创作特点，用产生于自己文化背景之下的艺术观念去指导创作，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身份让对方认识你，接受你。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是接轨？还是对话？在创作中，最大的困惑莫过于此。这两种声音常在脑子里打架。

我赞成接轨。

接轨是走向世界的先决条件。不接轨，没有相通的形式，再好的思想文化内涵，你这列“车”就是开不过去，人家不理解，不接受，那就没有效果。纪录片国外搞了七十多年，自有一套相应的理论，对我们来说，纪录片本身就是舶来品，我们只有学习国外的创作观念创作方式，以国外观众的习惯来调整创作手法，调整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眼光，必要时丢掉一些我们自以为是的东西，改变一下我们通常的价值观和审美观，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更好地为国外所接受，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我又不赞成接轨。

“与世界接轨”，借用在经济界，就国际间商品与技术贸易这些特定领域而言，是可以的，但它不能超越其范围乱用，用在精神领域，用在思想文化领域，就值得商榷。“接轨”强调的是单方面的适应，因而容易造成民族文化特征的削弱或丧失。世界发展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如果说西方民族相信他们的文明就代表了人类的文明，倒还可以理解，如果说西方民族的有识之士也跟着相信，要甩掉自己先前的东西，一味地跟着西方的步履前进，这就是很可悲的了。如果我们的纪录片走向世界要以超越本民族文化传统为代价，这样的“接轨”又有何必要呢？或许有人会提出，“接轨”又有何必要呢？或许有人会提出，“接轨”并不以割舍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但我们无法否认东西方文化具有相当差异这一不容争论的事实。

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里不用赘述，单凭感觉，就能体悟很多。比如说静与动、精神与物质、含蓄与直接、主观与客观，统一的集体精神与独立的个人行为等等。前者为东方人所喜爱，后者为西方人所偏好，不同的生活环境催生出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又滋长出不同的认知眼光。于是，就有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接受心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关于意境，中国人很讲究虚实相生、营造意境，而国外观众却很难感觉到我们所传递的这方面的意念。“……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只此一句，虚实相生，动静结合，中国人能从中体味出很多的东西，西方人却很难说能从中感受到什么。有一个问题讲了多少年，我们的影片节奏太慢，西方人不接受。要知道，快节奏，是绝对营造不出多少意境的。为什么我们的作品节奏拖，并不是创作者不懂得把握节奏，而是欣赏心理在作怪。一场戏，国外的作品或许几个动感强烈的中近景就交代过去了，而我们的作品却要在远景全景上多停留几秒，这几秒留给中国人的是意境，留给外国人的是什么呢？是节奏为什么这样缓慢。

那么，作为一个中国人，你的头脑是中国人的头脑，却要换成外国人的眼光去创作，一方面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也是不可取的。这样做的结果，其心理上的难受与尴尬是难以超越的。在创作实践中，这也是很蹩脚的。就像外国人唱京戏，他能唱好吗？改变观念、模仿手法、遵循别人的章法是自己的路，其最终结果是什么呢？会不会是“邯郸学步”呢？中国一则古代故事最能说明问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同样的纪实，西方人的创作和理解与我们的创作和理解会一样吗？我希望我们不要变橘为枳，或者说以枳为橘。我以为，如今我们的纪录片创作，恐怕就正在走南橘北枳的路。

于是我赞成对话。

我们的纪录片为什么要走向世界？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促进文化交流，增进民族间的了解，说得书面一点，是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是用西方人的电视语言来讲一个中国的故事，还是用中国式的电视语言来讲一个外国人听得懂的中国故事呢？我相信，后者是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么，“对话”正是我们要走的路。只有对话，才能保持平等的、具有自己独立个性特点的身份，才能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培植出来的东方式的艺术观念和形式特点。我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也不敢以妄自尊大的浮躁心理来谈论所谓的“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我之所以强调纪录片走向世界要对话而不是接轨，是因为我赞同世界历史发展多元化的观点，是看到了一个民族自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其生存的环境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不同的文化都是适应不同的生活环境而生成发展起来的，没有优劣之分。藏民族在世界屋脊创造了游牧文明，如果把西方的现代文明搬到藏北草原或者把游牧文明搬到西方城市，显然都是不适应的，但我们不能由此断定孰优孰劣。文化没有优劣主次之分，文化更需要平等的交流与分享，文化的民族性使对话成为可能和需要，我迷恋中华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也相信民族文化在交流对话中会得到发展，我也就希望能在一种平等的精神下实现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人与人之间渴望沟通，民族与民族之间需要了解，拿什么让对方了解？必然是自己最本土的东西，除了内容，还有形式、观念，这是至关重要的。纪录片创作，为什么不可以尽量展示我们创作观念和手法呢？

看过印度、巴基斯坦的影视作品，都知道其中一个很大特点是歌舞很多。也许有人不会喜欢这种形式，让我们设想，如果把这一形式从影片中去掉，以便“接轨”，从增进民族之间的了解这一意义上看，是否是一种损失呢？

我参加过几届法国举办的电视节，更有切身体会。电视节期间，展厅里播放的作品差不多都是在西方观念下产生的作品。1992年，我携《藏北人家》参会，那是亚洲的唯一代表，到了1994年的《深山船家》，特别是今年（1996年）的《回家》，情形才好一点。今年中国影片入围了四部。是“接轨”的成功呢？还是“对话”的需要？对西方世界来说，是喜欢你的接轨呢还是对话？我想这几部作品的入围，是具有一定的对话势态的。《藏北人家》并不是西方人惯常的创作模式下的产物，有人认为：太诗化，但又表示，让他们看到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回家》有国外评委称，这是东方人眼中的野生动物，换了他们，决不会如此去拍，但他们仍然接受，仍然把奖励给了这部片子。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对这几部片子，国外评委也提出一些创作手法与观念上的不同意见，令人又想起接轨的问题来。是听取这些意见，把片子做得更西化？还是坚持走自己的路，保持一点特点？颇感无所适从。

目前，西方观众在欣赏中国作品时，仍然有许多障碍，许多国外购片商在购片时常常提出购回的片子要按本国人的口味重新剪辑，以符合人们的收视习惯。据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朋友说，中央台的《龙脊》，被美国购买以后在美国播出时，其中最能让中国人回味的同期声内容全都没有了，被剪辑成10分钟的片子配上旁白从头说到了尾。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能用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观念不同，欣赏的角度和眼光的不同来解释。由此看来，我们的东方传统文化要真正与西方对话，目前可以说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这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更多人的努力，需要集体的力量、众多的声音，更需要一个综合的、包括政治、经济因素在内的大背景的推动。现在谈论对话，似乎为时尚早。
于是我又对“对话”产生怀疑。现阶段，我们是否应该先着眼于“接轨”呢？或者是否能这样说，我们需要先接轨，后对话呢？这正是我的疑惑。随着对这一问题思考的深入，这一困惑也愈来愈大。只是，有一个愿望，仅仅是一个愿望在心底，我想拿绘画来做一个比喻，中国的绘画要走向世界，靠什么？靠中国画还是油画？当然是油画更容易被接受。但是，仅有油画是不够的，中国的绘画要走向世界，最终的目的，我想，应该是推出中国画。只有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中国画，才能与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的油画形成鲜明的对话。我们现在研讨用世界性的电视语言来讲中国的故事，类同于用油画画中国，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用中国电视语言来讲述中国的故事，就好比我们能在世界上用水墨画画中国。

这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吗？我期待着那一天。

(注:此文写于1996年,发表于《电视研究》和《西南电视》，获四川省广播电视论文一等奖；以此为题应邀在第五届上海电视节影视论坛上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