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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8月25日晚八点半左右,结束挂职回京的第十四个夜晚,我正坐在位于刀把楼广经中心的办公室里,整理下午台长关于加强频道经济特色的讲话,试图理出一个相关的思路。这时,手机响了,上面显示的是“广东珠海”。这个熟悉的地方,它已和北京、宁夏这两个地名一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记忆中。过去的一年,我在珠海度过了38岁。在即将进入不惑之年的前夕,我在那里汲取了新的营养。电话接通后,心情平静的我,变得无法平静。
“任书记吗?”
“是。你是哪位?”
“我儿子真的犯病了,怎么办?”
“你是,吴九荣家吧?”
……
癌症患者吴九荣和他的儿子
2006年6月中旬,我正在北京陪护化疗中的爱人,接到金湾区组织部干部小魏的通报:本次区“百‘官’扶百户”活动安排我的挂钩联系对象叫吴九荣,是红旗镇广发村村民。通过小魏的介绍,我得知:吴九荣身患直肠癌,每月需花费大笔费用进行化疗,家庭收入仅靠两口小鱼塘维系,还要负担一儿一女的读书费用,生活十分困难。
了解了这一情况后,我的心情顿时很糟:自己本身就在病房里看护一个癌症病人,现在又冒出一个癌症病人和一个十分拮据的家庭。但同时,也正是由于我自己的处境,才更加真切地知道癌症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
几天后,安抚好爱人,我回到了金湾区委,立即要求工作人员安排我去吴九荣家探望。结果,组织部一位副部长带着团委书记及电视台的记者来了,说是陪我一同前往。这么大的阵势,去看望一个贫困户,我担心被群众认为是在作秀,于是提出只带一个翻译(粤语)。组织部的同志说:区委领导下乡看望群众,都是要带记者的。看着他很认真的样子,我也不好太坚持,只好打趣地说:那就让记者回去吧,我就是记者。
吴九荣家破旧的两居室,赤裸裸地显示出主人的窘困家境。吴九荣,一个42岁的男子,被病魔和辛苦的劳作折磨得看上去像近60岁的小老头。在交谈中我发现,这个家庭所处的困境还远不止我原先了解的那样。因为父亲患病,吴九荣17岁的儿子吴炳华不得不辍学,辍学后又迷恋上网游,精神状态处于病态边缘。面对这样一个雪上加霜的家庭,我把事先准备好的5000元钱交给了女主人,希望能够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并答应为他们孩子上学的事奔走。两个孩子几乎是这个家庭的全部希望所在,所以,我想把帮扶的重点放在他们身上。
之后,我走访了吴九荣两个孩子所在的学校,表示将捐出一定的款项,确保两个孩子能够正常地读完初高中,校方很是感动,答应减免一部分杂费,让吴炳华在九月份复学。
5000元钱只够吴九荣一次化疗的费用,为了更好地解决他的医疗问题,我走访广发村村委会。然而了解到的情况却让人感觉到很无奈:广发村是金湾区最穷的村,导致贫困的重要原因是村委会的班子是由宗族势力控制的、只为少数人服务的小团体。但由于这是民主选举的结果,所以镇、区两级政府很难直接干涉。该村集体收入几乎没有积累,村民年人均收入号称接近6000元,但这却是一个掺进了三分之一水分的数字;原本筹划了一条可以帮助农民致富、运输水产品的长仅为三公里的道路,已经十年了却还没有铺成。
作为一个党员干部,我知道一户不渡,何以渡百户的道理。可作为一个同样身背生活负担的普通人,要帮助这样一户家庭,又是何其困难。只有解决好村集体经济,只有解决好吴九荣家孩子的教育问题,这个家才能从贫困中走出来。于是,我一方面建议区委在今年的换届选举中想办法换掉这个不正常的班子,同时清理村子学校周围的黑网吧;另一方面想办法尽可能给这个家庭多一点帮助。
然而,吴九荣长子吴炳华的精神疾病还是一天天地加重了。我从北京请来著名的心理分析专家杨凤池到吴家看望时,吴炳华已经陷入深度的精神自闭中,死活不肯面见杨教授。据杨教授判断,必须尽快将他送到精神病院治疗。8月25日我在北京接到的那个来自吴家的电话,证明了杨教授的判断。
和杨教授一同前往的那次,是我第四次到吴家,也是我离开金湾区前和吴家人的最后一次见面。这一次,没有见到吴家的小女儿吴秀华,懂事的小姑娘利用暑假在一家电子厂打工,知道我要去,特意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正由于您热心的帮助,使我全家对您感激不尽,我一定努力学习,来报答您的恩惠……。”
离开金湾结束挂职回京前,我留下3000元交给区委宣传部张红梅副部长,委托她和团委书记郑罗天同志帮助我继续照料吴家。就在我写下这份《金湾记忆》的9月11日,郑罗天书记发来短信说:“吴家的女儿已经开学,儿子还是老样子,我们会跟踪好的,请放心,有空回来,我们都想念你。”
文化讲坛在金湾开讲的日子
金湾区是珠海市的一个新区,地处珠海市的西部,是一个工业底子薄、农业基础差的地区,三个规模不大的中心镇散落在446.7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由于没有属于全区26万人共同的中心城区,维系它们的只是行政隶属关系,文化生活及其贫瘠。
但是,金湾区委、区政府却是一个年轻而有为的管理团队。建区5年来,正是这个团队,创造了年年工业增长全市排名第一的业绩。
作为一名从文化宣传行业中来的挂职干部,我想为这块土地尽一份独特的力量,做一点影响长远的事情。经过两个月的适应、调研,我确立了一个完全独立于自己分管工作之外的、近乎于业余爱好性质般的计划:通过传播先进的思想文化,让这个经济快速发展的地区逐步培育出属于自己的软实力。
2005年11月24日,由我策划组织实施的“金湾文化讲坛”第一期开讲了。在美丽的吉林大学珠海金湾校区中,金湾区五套班子成员佩戴着贵宾胸卡,与大学师生、乡镇干部一道聆听了白岩松的演讲。
此后的几个月里,这样的场景一共重复了六次,我先后邀请了国内知名学者和企业家,就文化的软力量、正确的世界史观、法制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企业家精神等等话题发表个人的真知灼见,丰富了金湾的文化生活,开拓了干部、企业家和师生们的视野。
作为金湾文化建设的一项主要工作,“金湾文化讲坛”被写入区政府工作报告,在2006年的金湾区“两会”上获得代表委员们的认可。
同时,“文化讲坛”也为金湾区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新的资源平台。其中,万科的董事长王石在参加了“文化讲坛”后,已四次到金湾区考察房地产项目;心理学教授杨凤池不仅参加“文化讲坛”,还为金湾区部分有心理问题的学生、家长、机关干部做了专业的心理治疗。
“金湾文化讲坛”所体现出来的文化的穿透力,超出了我最早的想象。也由此,使得来自中央电视台的我名声大噪。文化讲坛在金湾开讲的日子,真美。
我有一个好单位:CCTV
一年的时间,来时长,去时短。06年8月上旬,结束挂职、离开珠海前的一幕幕,仿佛就在昨天。一个小小区委副书记的离任,却掀动了整个金湾区和珠海市。如果说区里各乡镇、各局、办,五套班子成员的送行,是出于共事之谊,那么,我的上级——珠海市委领导的送行,就不仅仅是为了一个小书记的离任。席间,对于我在珠海一年的工作,市委领导给了如下的评价:“来珠海挂职的干部很多,你是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我们把你列入珠海市特殊人才库,你给我们带来了很多荣誉……”。
浓酒已消。扪心自问:一年来,我到底为珠海做了什么?
一台元旦双语晚会。那是珠海特区成立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文艺晚会;
七集系列报道:《珠海:落实科学发展观》。这也是“珠海特区成立25年来在央视的首次大规模主题宣传报道”
六条新闻联播;
六期文化讲坛。
这份成绩单上罗列的项目,每一条的背后都写着同样的五个大字:中央电视台。如果没有她,我的挂职成绩将会重写。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如果说我这一年的工作得到了认可,那么,真正得到认可的其实是中央电视台;如果说我用自己的行动在珠海留下了一个名字,那其实留下的是中央电视台这个响亮的名字。
挂职归来,鲜花满地,却反倒诚惶诚恐。一年的时间,的确抹去了许多浮躁,改变了过往对于基层政府和干部的片面认知,冷静了对基层民生的盲目同情,体察了中国社会变革的复杂和艰巨。带着这样的收获,我将谨慎而正确地使用舆论的权力,不辜负中央电视台对我的培养,不辜负珠海金湾区干部群众的期望,不辜负中宣部实施的“四个一批人才工程”的挂职工作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