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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学安:公司必须远离特权 跟着市场走向远方

任学安纪录片名人工作坊 中国新闻网 2011年11月07日 17:30 A-A+ 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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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公司的惊人力量源自哪里,有无边界?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

  大型电视纪录片《公司的力量》自8月23日在CCTV财经频道开播以来,正像《大国崛起》播出时引发的热度一样,也在全国引来了众多关注和众多粉丝。在粉丝中,甚至包括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柳传志。8月31日,柳传志与该片的总导演任学安一起在人民网做客时说,“希望我们决策层看到这个片子,更希望年轻人看到这部片子。”

  而总导演任学安则希望,“这个节目,我们特别希望给致力于经济工作的、从事企业管理和创业的人士,给他们看。”

  为了拍摄这部纪录片,总导演任学安率领《大国崛起》《复兴之路》的原班人马,历时两年、跨越八国才完成了《公司的力量》拍摄。任学安为什么要跟他的同仁拍这样一部片子?作为一个曾经拍摄了《大国崛起》《复兴之路》这样一些政论片的导演,为什么将关注的目光转向了市场经济中最微观的主体——公司?

  从《大国崛起》到《公司的力量》,是家国梦的延续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解的公司是什么?

  任学安:作为迄今为止最为广泛高效的经济组织形式,公司被看作是“人类的成就”。尤其是股份公司惊人的崛起和当前无可争辩的统治性地位,被公认为是现代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

  一个不争的事实:数百家乃至数十家跨国公司正左右着世界的经济运行。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海啸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轻轻扇动了一下翅膀,就造成一场飓风的这只蝴蝶就是——公司。当下由公司编织的全球经济网络,几乎笼罩了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公司无处不在,公司已化身为一种生存方式。

  公司凝聚了生命个体,让它变成强大于任何个人的经济动力,成为个人实现梦想的平台,也使得血缘、地缘联系之外的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可能。

  同时,从大范围来讲,公司自身变迁及其日渐扩张的路径,蕴含着人类不断认识财富、认识市场、认识权力、认识人性的思想历程,勾画出市场经济调适演化、国家竞争此消彼长的清晰脉络。公司创造财富、提供就业、带动经济增长;公司推动创造发明、产生新的社会文化;公司改变社会秩序、影响制度建设。但同时,公司也放大了人类的贪欲,带来权力失衡和贫富悬殊。

  这个组织已经显示了足以撼动世界的能量,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公司到底是什么?对于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幸福,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公司的惊人力量源自哪里,有无边界?未来的公司将会如何影响未来的世界?你的问题也正是我们片子中希望回答的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从《大国崛起》到《复兴之路》,里面有无共同之处?这次创作的《公司的力量》是否有一个梦在里面?你如何想到以公司作为切口来延续家国情怀?

  任学安:应当说,这次拍《公司的力量》和《大国崛起》有一点渊源,《大国崛起》如果从最初灵感的迸发来讲,是在开车的时候听到一些新闻,然后自然地产生些想法。但有一点,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家国情怀。我一直觉得,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关注并思考当下重大社会命题,我是有这个习惯的。可能是源于性格,可能是源于爱好,也可能是源于出身,也可能是源于平时的训练,当然,也和中央电视台这个机构以及它在媒体中的位置有关系。

    央视这个大平台,天然就给了你放眼全国、放眼世界的机会和条件,让你具备了这样的视野。有时候很多人骂央视,但是,我们确实会很自觉地把问题往大里想,自觉地去关注大问题。

  当时我就发现,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崛起,不如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更加透彻。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受某一个什么具体细节的启发,联想到了公司这个概念?

  任学安:做《大国崛起》的时候,7个摄制组都被派到国外去了,我们留在家里的做总体梳理,这时候就发现了公司的概念。当时就朦朦胧胧地觉得,公司在现代化过程中、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有一种研究认为,“如果没有公司,工业革命可能都会晚来。”还有一句话说,“如果没有公司,蒸汽机的发明可能都要逊色很多。”比如说,我们做的日本崛起这一集叫做《百年维新》,你会看到,公司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再比如,我们做英国那两集的时候,也会看到,工业革命的早期是民间的公司来促动的。

  后来还有一个机缘,就是我去珠海挂职。我在那里正好负责的是招商引资这一块,你可以很清晰地看到,政府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着公司来转的,你要给公司提供土地,你要给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许可证,以及各种通水、通路的问题等等,你还得想着法子把它们都吸引过来,整个都围绕着公司在运转。

  公司必须远离特权,跟着市场走向远方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看这个片子,其实并不是在讲某个国家的某个公司的故事,它里面包含着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和公司这个组织形式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推动。那么,在现实中,你是如何看待公司和国家、社会、个人的关系的?

  任学安:这个片子会涉及到个体的公司,但是不会特别深入某一个公司内部,去了解一个公司的经营、运作。我们所看到的是社会中的公司、发展中的公司、整个人民生活中的公司。我们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推动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你可能会说是文化、是科技、是教育等等,可是这一切的一切又是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呢?它有一个转化的途径,就是公司。我们说,这就是公司的力量。

  爱迪生一生有1000多项发明,那么它这些发明的持续动力从哪里来?发明又是怎么变成大众可以使用的产品的?是公司在支撑着它。我们说创新,一个人可以有一个新的想法,但是这种想法怎么能变成产品,怎么样来服务社会,这一链条的完成,是公司完成的。

  当你看到这种现象时,你会说,只有公司这种组织得到了充分的尊重,公司充分得到了发展,那么这个国家才会富,才会强,财富也能得到极大的积累。

  中国新闻周刊:公司起源于欧美,当时传到东方的时候肯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而你做这个片子对国外很多国家的公司起源和发展都有了很多了解,你如何理解当时的磨合过程?现在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

  任学安:在欧美,早期的股份公司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是在特权下的,是皇权授予的。最典型的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早期法国、英国在美洲建立的殖民地,都是以公司的形式建立的。但是后来,特权下的公司变成了特权的包袱,这是历史造成的。最后的工业革命不是这些特权公司来推动的,而是民间自发组织起来的公司推动的。这就告诉我们:公司必须远离特权,只有这样,公司才能跟市场相伴着走向远方。

  一些东方国家的传统是轻商,甚至是抑商的。在这些观念的制约下,公司几乎处于最原始的探索状态。我们说商帮为什么不是公司,为什么没有发展成现代公司,跟这种文化有关,更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

  中国对公司最早的探索是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与英国早期的实践是一致的,即来自民间的力量跟王权、皇权的对抗。但是早期清政府不愿意把这个权力放手,总觉得要官督商办,他觉得他们是对社会最负责的。他们认为无商不奸,非官督不足以防其弊,所以他们要把权力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但是他们向往的富强,并没有到来,因为他们控制了公司,那段关于公司的探索最终应该说是失败的。公司只有真正地回到民间,聚集民间的力量,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日本为什么在亚洲能率先实现工业化呢?这跟它对公司制度的接受是有极大关系的。有几个关键人物,比如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将股份有限公司的方式引入日本并亲身实践,他在1931年去世后,紧跟着,松下幸之助这一代人又起来了,他们不仅学习,而且创新了关于大型现代化公司组织生产的运作规则。

  大公司需要监管

  中国新闻周刊:但2008年金融危机的缘起也是由公司引起的,公司也会带来灾难。

  任学安:逐利是公司先天的特征,既是它巨大的优势,也是它制造祸端的根源。它必须是独立的,不独立便不是公司,也就不会被认为是一个高效的组织形式。但恰恰因为它是独立的,它极有可能无恶不作、为所欲为,这就是进步之痛。

  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看到公司的权力、实力在膨胀。当它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带来了灾难。这时候,一系列的社会矛盾就产生了,原来政府不管的东西现在必须得管。

  当一种权力过大时,不管是因为财富形成的权力还是因为政权带来的权力,它都会形成一种突破约束的本能。换言之,这种权力的扩大会使监督的成本变大。如果说在监督这个环节上失衡、缺位的话,就会酿成灾祸。

  我们现在的大公司同样需要监督,当公司庞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有那么庞大的力量来监管?只有国家。个人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来监管。所以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最后是由美国政府来管,比如奥巴马政府出台了一个历史以来最为严格的关于华尔街的监管制度。每一次痛定思痛之后,同样也都是一次制度的创新、制度的建设。

  中国新闻周刊:《公司的力量》是全球的视野,但也一定包含了你的本土野心,你做这个片子时,肯定也看到了中国本土企业的一些不足,在和其他国家以及和历史的比较中,中国现在的公司应该借鉴哪些东西?

  任学安:现在中国全社会应该对公司未来的发展有足够的信心和耐心。中国公司到了在全球舞台上登台表演的时候了,但不是你一登台就是明星。跌跌撞撞、丢丑、现眼、被喝倒彩,中国公司一定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在国内你是个人物,到了国际上你是个老土,各种丢丑现眼的事会很多,但是你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去,那你永远也没有当明星的机会。过去我们讲要自信,现在讲要耐心。

  中国新闻周刊:在未来几年,你还会接着做类似《公司的力量》的纪录片吗?下一个主题会是什么?

  任学安:我不知道。我这几年做的片子不光是个人的,是属于央视这个机构的。央视作为一个媒体确实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提供了视野,提供了思考的高度,你做事情的基本条件它都给你提供了。所以,下一步做什么,一方面取决于我们个人的偏好,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个机构赋予我们的使命。 ★(记者/庞清辉 文/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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